危城勇士——武汉医疗抗疫一线实录 | 封面特稿
“现在我就不想回家的事了。我不是在这里支援，就是在本地医院支援，这没有什么分别，因为这不只是武汉一个城市的事情。”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这句纪念李文亮医生的话，也适用于所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疗工作者
责任编辑：周建平
（本系列均为南方周末、南方人物周刊原创，限时免费阅读中）
“现在我就不想回家的事了。我不是在这里支援，就是在本地医院支援，这没有什么分别，因为这不只是武汉一个城市的事情”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这句纪念李文亮医生的话，也适用于所有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疗工作者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2020年第3期）
我刚见到郭琴，她就把我好不容易搞来的防护服扒了下来，团成一团，扔进中南医院的黄色医疗污染物垃圾箱，全过程只用了不到一分钟。
“你穿的这叫什么呀？太不专业了。”她笑了起来。
确实，虽然也叫防护服，但跟医生的防护服比起来，眼下我穿的这件，薄如蝉翼，还透着光。郭琴说，远远看见我走过来的时候，她还以为是个送货的。可这已经是我能在武汉找到的全部了，没了它，不就等于在裸奔吗？我们站在中南医院一号楼门口，四周的一切已经开始暗了下来，冷雨嗖嗖。可我别无选择，只能无条件地信任素未谋面的郭琴。
“你说，你这个记者，头发怎么这么乱？”郭琴说，“你那防护，穿了也白穿，你的头发没包好。”
她也没穿防护服，因为现在还没到她上班的时间。她上夜班，从半夜1点钟开始，要连续上八个小时。她领我走进他们病区的会议室，显得很轻松，毕竟她的新冠肺炎已经痊愈了，也许她已经有了抗体。“别担心，我们现在在的区域，是医院的清洁区。”
郭琴确实有让人放松下来的本事。她所服务的病区，患者一听说，原来郭护士也得过新冠肺炎，现在康复了，又重新申请回到抗疫一线，马上对她产生了信赖。他们愿意看到她，他们从防护服上认出她的名字，看见郭护士来巡床，或者来给药，口罩上方，面屏之后，露出一双温和的弯眼睛，跑前跑后，忙碌着，不像有什么后遗症的样子，就仿佛看到治愈后的自己，信心为之一振。郭护士就是病区的强心针，患者有什么不良反应，也喜欢找她问：“我昨天高烧都退了，怎么又烧起来，要紧吗？”
“病人看见我站在那里，心里就踏实了。”郭琴在自己曾经躺过的隔离病床前，护理新的病人，“我的出现，即使不说什么，也是鼓励。”
2020年2月14日，国务院的疫情新闻发布会披露：截至2月11日24时，全国医务人员已确诊新冠肺炎1716例，占全国确诊病例3.8%。截至2月18日，至少有九位医护人员不幸病逝。一位金银潭医院的医护人员告诉《南方人物周刊》，他所在的ICU病区16张床中，有五位医护人员，全部已经插管。最年轻的35岁，最年长的不过五六十左右，其中包括一位武汉市中心医院的副院长。
在这1716例中，有1502例来自湖北，1102例来自武汉。在高传染率的病毒面前，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首当其冲，郭琴就是这1102例之一。
“在我们（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我是第一个确诊染病的医护，而且我住院了。我也是第一个康复的。”早在钟南山院士接受央视采访，向公众警示“肯定的人传人”之前，郭琴就已经病倒了。
郭琴清楚地记得，自己出现症状是在1月12日下午，她感到明显的畏寒和头痛，但是依然撑着上完了夜班，一量体温，37.8度。
在急诊科工作了15年，经验早已内化成了直觉判断。看到体温计上的数字之后，她马上就通知医院，并安排自己跟家人隔离，同时大量饮水。
“我们这个职业的风险不是一点半点。以前在学校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急诊是高风险。所有的情况都可能来到急诊，男女老少，各种各样的疾病都会来，都是第一时间来，而且到我们这里来的大都是重病，你给他做的所有操作，都是高暴露、高风险的。”
但她内心存着一丝侥幸，希望发烧只是因为普通的甲流。
隐身的病毒
早在2019年的12月，郭琴已经知道有一种“不明原因的肺炎”在武汉出现，到1月7日的时候，她们急诊科已经开始穿防护服。
“可以说我们从1月7号开始，穿的防护就已经跟现在是同一级别的了。我们已经开始戴N95口罩、护目镜，穿全套防护服。”
在她印象中，1月7日之后，她曾经接诊过一位53岁的胡姓患者。患者是黄冈菜市场的摊主，在接连高烧后转入中南医院急诊中心，当时病情已经相当严重。为了给他插管，郭琴把手伸进他的口腔，气管导管插入呼吸道，患者的痰喷了出来，溅出浅浅血色的泡沫。
“重症患者的长时间密切护理，比方说吸痰，比方说采血，或者大小便的护理，全是体液，是高风险的传染源。”即便穿了防护，也难策万全。
郭琴说，胡姓患者是她穿上防护服之后接诊的六名确诊患者之一，而且属于重症患者，护理流程复杂，“插管，上ECMO，吸痰，抽血，穿刺……”传染可能性甚大，但她不能确定是从他那里感染到了病毒。毕竟在1月7日之前，医院并没有对当时称为“不明原因的肺炎”进行筛查，医护人员也没有开始穿防护服，而在当时的武汉城中，应该已经有不少病毒携带者了。
“我们遇到过很多隐瞒病史的患者，他到抢救室来看病，他就不说自己发热。因为发热必须按指定的流程（先到发热门诊），发热门诊人太多了，他不想排队，他就说他是来看其他疾病的，他也确实有其他疾病，就只隐瞒发热病史不说，这个也给医护带来很大的安全隐患。”
果然，第二天，郭琴就体会到了这次发烧跟以往的明显区别，“非常不舒服，倒没有烧得特别高，就是头疼、关节疼，跟别的疼不一样，有点受限。我记得当时胯关节特别疼，晚上用了热水袋敷在身上才睡着，而且是胀痛。后来烧高了，出汗了，反而没有症状了。”她的体温一度飙升到39.5度。她警惕起来，去医院验了血、做咽拭子检测，结果验证了医者的自察，没有侥幸，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肺部CT显示，她的双肺已经出现毛玻璃样。医生对她下了指令：你必须住院。
在《南方人物周刊》的采访中，包括国家卫健委医院感染防控专家李六亿在内的多位专家指出，绝大多数医护人员的感染都发生在1月23日上调防护等级之前。这其中的潜伏期长短不一，致使医护人员的发病一直延续到2月中旬。
上调防护等级并不意味着医护人员全然安全。“1月23日以后还是可能感染，比如医护人员照顾自己患病的家人。”湖北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赵建平说。既身在抗疫一线也照顾感染的父亲的武昌医院护士柳帆，就在2月14日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离世。
密闭式吸痰法
因为抽痰和插管的过程中接触到患者的体液，增加暴露风险，这绝不仅仅是郭琴一个人的遭遇，几乎所有重症监护医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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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柔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