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时代的瘟疫：观察古人认识与应对疫病的一个窗口

仅从统计数据上看，明清两代瘟疫暴发次数最多，这里面固然有距离现代越近的朝代，历史文献档案保存越多越完备的因素，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明代以来人口不断增长，工商业不断发展，胡焕庸线以东人口密度不断增高、流动性不断增强，而公共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没有明显提高的必然结果。

公共卫生状况与人口密度的矛盾越来越高，这是明清时代瘟疫频发的大背景。 （视觉中国/图）

一、人口增长商业发展与公共卫生能力低下

邓拓先生的《中国救荒史》中统计的中国历代瘟疫发生次数是周代1次，秦汉13次，魏晋17次，隋唐17次，两宋32次，元代20次，明代64次，清代74次。《中国古代疫病流行年表》统计的数字则比此数大得多（明代176次、清代197次）。

仅从统计数据上看，明清两代瘟疫暴发次数最多，这里面固然有距离现代越近的朝代，历史文献档案保存越多越完备的因素，然而最主要的原因，是明代以来人口不断增长，工商业不断发展，胡焕庸线以东人口密度不断增高、流动性不断增强，而公共卫生条件和医疗水平没有明显提高的必然结果。

崇祯三年，明朝人口达到峰值，全境人口1.7亿左右，人口最多的浙江省达到2485万人，人口密度246人/平方公里，京师地区（北直隶）虽然连年遭到兵祸（乙巳之变）和瘟疫，依然有超过1000万人口，人口密度超过70人/平方公里。在古代的卫生条件下，这种人口密度为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其中又因为地理和气候的原因，北方的公共卫生条件比南方恶劣，北京城街道上有半尺余深的浮土，其中混合着人畜粪便，每当起大风则天地昏黄不辨日月，遇到天灾人祸，更容易造成严重的传染病危害。万历年间的官员就指出：

“京师住宅既逼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五方之人，繁嚣杂处，又多蝇蚋，每至炎暑，几不聊生，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

二、大战、大灾、大疫

公共卫生状况与人口密度的矛盾越来越高，这是明清时代瘟疫频发的大背景。

不过，另外一种瘟疫发生机制也不可小觑。几千年来，自然灾害、战争和瘟疫从未分家，彼此之间以一种复杂机制互相影响。天灾造成的饥荒无限拓展了平民百姓的食谱，从观音土再到他们能找到的任何野生动物，直至老鼠囤积在地下的粮食和同类的尸体，让病情猛烈的腺鼠疫和其他传染病在灾民中肆虐，为求得一线生机的灾民纷纷投身闯王的军队，让农民战争的野火烧得无穷无尽，感叹“贼杀不尽”的明军将领，留下一个又一个尸横遍野的修罗战场，在走在路上都会随时倒毙的乱世，显然不可能有人去认真收殓战殁者的尸首，他们互相重叠的躯体在大自然和微生物的作用下变成了巨大传染源，带来更新更猛烈的瘟疫。当然，这一点也会表现为公共卫生问题。

明朝最严重的一次瘟疫就是这种“大战、大灾、大疫”的复合暴发，这次大疫是从崇祯九年（1636）年李自成在陕西安定击败明榆林总兵开始的，“大疫大饥，瓦塞堡厉疫尤甚”。崇祯十年，张献忠攻陷湖北蕲春、黄石，蹂躏江西九江，引发当地饥荒、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