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2019书单·非虚构类之三

李天纲篇

复旦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近著有《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等。

《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汤因比著，司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汤因比把他从1929年7月至次年1月从伦敦到上海的旅行记，编为“中国纪行”一书。全书47章，有关中国的部分只有1/3，其他还有奥地利、匈牙利、土耳其、伊拉克、印度、马来亚、日本、朝鲜和苏联。汤因比一路比较“文明形态”，为写作《历史研究》收集素材，验证直觉。对有些中文读者来说，最感兴趣的大概是这位英国历史学家如何看中国。最好是他明着讲中国就是世界的希望，然而没有。汤因比被推为战后“多元文化主义”的先驱，但他仍然认为欧洲在东方参与着社会进步。“遇见中国”的时候，他说“华人的产业经营”、“英国人的行政管理”和“大自然的眷顾恩慧”是当地社会繁荣的三大因素。汤因比的“中国纪行”，肯定英国在东方的存在，并不是殖民思想残余，而是当地社会进步的事实。

《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范发迪著，袁剑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近代知识体系的增长与殖民帝国的扩张密切关联，这是一个尴尬的事实。没有葡、西、荷、法、英民族的海外贸易和跨洲移民，就不会有林奈、达尔文的生物学进步。把科学家的跨国界研究指为“强权”，这是近年来“后殖民”学者喜欢采用的。《知识帝国》作者是有大陆学业背景的美籍学者，倒是在避免这个“政治正确”的陷阱。他认为18、19世纪博物学研究中，有“文化遭遇”和“文化冲突”两种模式。强调“冲突”，就以批判“帝国主义”了事；强调“遭遇”，就可以分析“文化的多元性、活动力与弹性，注意文化相遇的过程及其多种可能的结果”，物种在当地，知识毕竟是全人类的，我们整理上海西人刊物《中国科学美术杂志》（China Journal of Science and Art）时，也是这个看法。

《现代性的想象：从晚清到当下》，李欧梵著，季进编，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

李欧梵先生以近代上海文学为例，说明“现代性”和“多元文化”之关系，一贯做得出色。这次结集，欧梵先生有一点说得好，即清晰地指出“现代性”两种模式的理论来源。一为马克斯·韦伯说，认为“现代性”只是西方基督教新教的产物；另一位查尔斯·泰勒说，认为不同民族文化都可以有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两种模式，一主“一”，另一主“多”，理念、理由和理据都不相上下，反复争议。想来，要澄清“一”和“多”的争议也简单。我们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人类虽然走在不同的大路上，但要去的都是罗马，而不是巴比伦。对我们这一代“多元文化论”者来说，遭遇当下“文明冲突”的困境，首要的事情已经不是存“多”，而是求“一”，记得泰勒也是这么说的。

卢敦基篇

卢敦基，《浙江学刊》主编，近著有《彷徨歧路：晚清名士李慈铭》《好书总会复活》等。

《注定一战》，[美]格雷厄姆·艾利森著，陈定定、傅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关于修昔底德陷阱的讨论，近年极为热门。守成国与崛起国的关系，竟然真的牵涉到千家万户的未来。匹夫或者无责，但不关心则不可能。

也有学者从根本上质疑这个概念，以为原初就不成立。但一般的人大抵认可这个命题，观点则是通常的两极：战，或者不战！此书的好，就是摆出历史上守成国与崛起国的种种不同情状，做一个平铺的多样化的介绍，研究战与不战等等不同情况的由来与走向。这种研究方法远比简单的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