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说澳门的年轻人都去赌场当荷官了？
在这座可以背靠博彩业衣食无忧的城市中，年轻人却觉得低垂的果实，未必可口。
责任编辑：胡雯雯 小豆
在这座可以背靠博彩业衣食无忧的城市中，年轻人却觉得低垂的果实，未必可口。
澳门，66.7万人口。每年要为6000多个婴儿的出生欢笑，也要为2000多个人的死亡流泪。
从大三巴逛到妈祖庙，低矮的传统建筑遮挡不住远处造型奇异的赌场酒店。每年，数以千万计的陆客、菲佣和欧美游客涌入澳门，地道的、国际的，连街边的小诊所也要主打“中西医综合问诊”。
而每到夜晚，霓虹灯照亮澳门的每一个角落，从传统街巷到酒店赌场都散发出金色的光芒。
白天黑夜的澳门阅尽繁华，空间是立体的，生活也是。但多元与繁华之下，似乎还隐藏着另一个窄小、单一的澳门。
32.9平方公里的面积，小到失业人数和就业人数可以精确到个位，小到统计年鉴都比许多城市的更精确，小到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能和你聊几句博彩。
而生于其间的澳门青年，即使在赌场之外，生活也无可避免的与赌场发生交集。
他们始终要面对着一颗名为“低垂”的“果实”。似乎能坐享其成、又更像退无可退。很多人忘了问，在这里，“低垂的果实”是否可口？“高悬的果实”又在何方？
年轻人都去发牌了？
“谁告诉你年轻人都去发扑克了？”
在澳门，若是问起青年是不是都去赌场工作的问题，你多半会得到上面这样的回答。
佳心就在博企工作，但不是发牌。精致的生活和朋友圈，处处体现出她与同龄女孩的不同。她出生于澳门，读书时，便认为博彩行业有前景，高中毕业后就选择读酒店管理专业。
美国实习回国后，佳心顺利进入博企的销售及市场部。与想象中的“荷官发牌”不同，平时，她要对酒店营运进行安排，也要分析酒店优势和竞争力，还要根据市场客源需求，为企业发展制定规划。
这份工作薪资优渥，但内容并不简单。
只消和澳门青年泡上几天，你就会从他们口中听到“澳门四大”的概念。“四大”这不是上海高档写字楼里的四大会计事务所，也不是中国影响和改变世界的四大发明，而是“澳门四大吃香职业”。
其中排位第一并不是“赌场”，而是“公务员”。很多澳门家庭，即使父母都在赌场工作，也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打份“政府工”。原因不外乎这样的工作高薪、稳定且体面。
澳门公务员之难考，相比大陆更为尤甚，考中的比例就像“中彩票”，等待过程备受煎熬。有人从青年一直考到中年，不是试卷有多难，而是比例特别低。说到底，澳门不大，能提供的岗位毕竟有限。
2012年12月2日，是澳门历史上第一次公务员系统公职招考日，当时有1.4万余人报名，只为角逐128个公共部门职位。
吃香职业中，排位第二的就是“教师”。一年2-3个月的带薪休假，薪水高、福利好、受人尊重。《南都周刊》记者在澳门见到了33岁的初中老师王俊飞，面对记者的提问，他笑而不语，但转头还是谦虚地说，“你说教师职业好，作为老师，我确实无法否认。”
排位第三的才轮到“博企”。但不要误解，真正诱人的职位，并不是人们想象中赌场里发扑克的荷官，而是赌场的管理层。
查询澳门统计暨普查局2019年最新发布的数据，我们可以看到，博企管理人员和经理工资平均在5万元以上。2019年第二季，澳门博彩业全职雇员有57840名，其中70%以上是包含荷官在内的博企文员，而属于管理层或经理的，只占澳门博彩业全体雇员的5.4%。
最后，还有一类职业也比较“吃香”，就是“律师”、“医生”这种专业性更强、居民生活不可或缺的职业。不过澳门面积不大，行业也小，年轻人想做出点名气，免不了要找到一个好师傅，再熬上不少个年头，虽然“前景光明”，但开头几年的低薪往往使这些年轻人只能“延迟满足”。
看薪酬水平、看晋升渠道、看社会地位，“四大吃香”职业是澳门年轻人理想的选择。但若抛开晋升与社会地位，包括荷官、监币、筹码兑换员、账房出纳员在内的“博彩企业文员”，还是十分引人注目的，平均薪酬可以达到2.34万元，远高于澳门1.7万元的总体月收入中位数，常为外人“津津乐道”。博企内部的一些奢侈品销售人员，算上提成，一年甚至可以拿到百万元以上的薪水。
包括荷官在内的很多岗位，对于学历、外语水平的要求不高，但只能由澳门人担任。对澳门青年来说，因其唾手可得，所以又被称为“低垂的果实”。
但“低垂的果实”是不是“可口的果实”，答案难免见仁见智，从澳门青年不将其视为“四大吃香职业”这一点，就可见一些端倪。赌场文员工资虽高，但一辈子在赌桌前，无休止轮班的重复生活，足以令人生畏。
进入大小娱乐中心可以看见，发牌的还是以形象较好的中年人为主。正如王俊飞老师所说：我不知道教师是不是青年“最好的出路”，但早年间就有一种说法，“赌场可以是最后的退路”。
万分之一的孤单
“吃香职业”僧多粥少，“最后退路”我不想去。毕业后，面临择业的澳门青年，更多都会在“进路”和“退路”之间找寻其他工作。比如阿康。
“阿康”是朋友和家人给的爱称，就像每个叫做阿豪、阿明、阿兴的澳门男孩，这么喊比较亲切、不会尴尬。与《南都周刊》记者约见的时间是晚上7点半，阿康今天下班早，可以和我们一起去吃叉烧拉面，而平时的这个时候，他正在银行数钱。
上班要穿的白衬衣还没有换下来，阿康讲起自己从“文学少年”变成“理财规划师”的经过。
2011年高中毕业，阿康对写作和表达感兴趣，但又觉得澳门没有适合的学校和专业，心里暗暗决定要去内地，到厦门大学读广告学。报考的时候，他向好哥们儿透露了心中的计划，可能是描绘得太过诱人，哥们儿转头也报了厦门大学。
那一年，厦门大学在澳门只招两个人，结果出来，好哥们儿排第二，成了，阿康排第三，没成。
被哥们儿挤掉，阿康感觉好气又好笑，左挑右选，看中了第一年在澳门招生的中国传媒大学，最终还是从澳门来到北京。阿康讲话精辟，笑点密集，段子撞上粤普更有奇妙的火花。大学寝室里多是北方人，同学间相互逗着玩，阿康说一句，室友就学一句，只有福建的室友不学。
2015年，同学们工作的工作，出国的出国，阿康没有直接回澳门，而是选择进入北京大学继续深造。那些年，正值自媒体风起云涌之时，从新闻时评到影视娱乐无所不包，阿康读了这么多书，正有意施展，于是和几个朋友创刊自媒体，取名《延迟号外》。
澳门的媒体不算太多，但内容多关乎娱乐和本土化信息，调查性和研究性内容是个空白。《延迟号外》定位深度与评论，未必最快，但有思考，试图以此在澳门试水推广深度阅读。
阿康负责生产内容，从讨论狗场去留、幼教改革到政治人物冰点讨论，不少文章甚至得到了澳门立法会主席、议员和社团领袖的关注，内容一度从网络自媒体发展成为澳门线下纸刊。那几年，阿康与合伙人想把项目真正做起来，他们写好了项目书四处找合作，可一旦谈到钱，对方总说，“再等等看。”
等了三年半，没有等到变现。原创的深度内容需要团队每个人的全情投入，但他们却没有在澳门找到足够的支持者。而在同一时期，不少靠娱乐起家的自媒体飞速壮大，最终被赌场收购。
人不能靠着“6666”和“牛X”活着。毕业后，阿康开始找工作，《延迟号外》的更新最终停留在一篇《“号外”不再“延迟”，故事将更“地道”》的官宣上。
阿康说，“我们都有理想，我花了三年，在研究生阶段做了这样一个实验，缩短了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然后及时转换了方向。”
在澳门，银行业就是好方向。人可以离开调查报道，但人不可以离开钱。
回到澳门后，阿康花费不少精力考入了银行，过上了理财规划师朝九晚九的生活，薪资水平理想，晋升渠道明确。阿康说，现在自己很少看书，“下班后，打开抖音刷点段子真的是大多数澳门人的选择。”
澳门就这么大。当小众事物遭遇了微缩城市，百分之一的概率乘以百分之一的范围，剩下的就是万分之一的孤单。
不久之前，80、90后的朋友圈都刷起“2017年的你和2019年的你”，大家纷纷晒出自拍，展示自己两年的“变化”或是“没变化”。阿康一如既往地靠剑走偏锋来玩幽默，他没有晒照片，而是晒了自己朋友圈两年的截图。
2017年的他，是“社会分层你将在第几层”“施政报告你怎么看”；2019年的他，是“300套绝版三元钞票，您投资收藏的首选”。
进退之间
澳门，总被人冠以“微型社会”一类的称谓。若你节假日前来游玩，一定会被这里的五光十色所打动。
妈祖庙的香火气比旁边卖的葡挞味还要浓，游人穿行于高架隧道和人行天桥。在下一个路口，你永远不知道等待自己的是向上的台阶，还是向下的缓坡。
但黑夜白天繁华多元的澳门，却又掩盖了一个单一的澳门，整个城市在博彩业之上野蛮生长，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似乎都能就“博彩”和你或深或浅地聊上两句。
而生于其间的青年，似乎能坐享其成、又更像退无可退。
下午饭点，阿兴说自己正在“混口饭吃”，但他不是在吃饭，他是在街边卖红豆烧。
阿兴的经历，并不符合人们对小摊贩的一般印象。大学时，他去葡萄牙学习法律，毕业后因为想陪家人一起生活，还是回到澳门。
有了葡国法律留学的经验，阿兴在律所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时的想法是，“准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闯出一片天”。
但现实似乎和他想象的不太一样。他在律所工作了9个月，每个月只有8000元工资，并且丝毫没有抬头的意向。
对应澳门50元一碗的火腿车仔面，6元一趟的公交车，以及3000、4000元每月的单间房租，8000元的月薪真的不够用。“如果还要拍拖？确实不敢想象。”
若单纯为了工资，身为澳门人的他完全可以去赌场工作。但一辈子在赌桌前，黑夜白昼颠倒，做着没有晋升的重复工作，即使能拿到不错的收入，这样的生活也未免过于漫长。当然，他也可以打份别的工，但和在律所比，不会有太大的改变。
阿兴最终决定辞职，卖红豆饼，起码靠着自己的努力，有可能会赚钱。“等赚够钱，可以再回头做自己喜欢的职业。”他指的是律师。
当经济高度集中于博彩业时，对于不想进入其中的年轻人，好的选择其实并不多。
澳门统计暨普查局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赌桌前的荷官平均月薪可以达到2.34万。而制造业月薪中位数1.15万元，建筑业1.5万元、批发及零售1.3万元、酒店及饮食业1.1万元、不动产及工商服务1.0万元、家务工作0.4万元……
不少澳门青年在大陆或国外学习军事、通信、软件等学科，毕业后为了找到符合本专业的工作，往往会选择留在当地，因为澳门还没能给他们施展拳脚的空间。
近在手边的果实，似乎把许多澳门青年钉在了一根耻辱柱上，即使是奋进者，也常被冠以“懒于上进”的标签。逐渐已没有人关心，在这样的经济结构和薪资序列下，对青年来说，“高悬的果实”到底在哪？
现在，阿兴每天晚上开店到21点，等准备完材料都已经快半夜，回到家常常倒在床上就睡着了，但第二天一定会爬起来继续干。
冲破盖子
在澳门做初中老师的王俊飞告诉《南都周刊》记者，早些年，确实也有澳门人抱着读书无用的观点，想着不如毕业后去博企。读了四年大学，又读了三年研究生，他刚开始毕业找工作时，才发现当年高中毕业就去博企的同学都攒出房子的首付了，难免产生不平衡的心理。
会有不平衡的心理么？我们把这个问题抛给北大毕业的阿康，阿康笑说，“我天天这样啊。”
“那你会去博企么？”阿康说，“好歹也读了这么多年书，自尊心很强的。”
海风把澳门吹得格外干燥，哪里的青年都有躁动。面对“低垂的果实”，会有人伸手去摘，但总有人不愿取食。
刚从客户家外拍结束，回到工作室的Forda一头扎进厕所，出来又赶紧去摄影棚里看客户的拍摄情况，看见记者坐在沙发上等她，她赶紧倒了两杯水，再接一个电话。Forda目前和合伙人一起，经营着一家名为“小木马”的儿童摄影工作室。
“我的性格是闲不住的。”大学毕业后，不满足于朝九晚五、定时定薪的工作，Forda决定和朋友做儿童摄影，创业也有冲动的成分，觉得喜欢就做来试一试，但开工作室并不是看上去的这么顺利。
起初店里没有顾客，她还要在外面打一份工养这家小店，为此做了半年多的销售。后来店里渐渐有了顾客，但还没有人手，她和合伙人两个人，一个月要做50-100单的量，构思场景、道具购买、设计样片、推广宣传、现场拍摄全部都要亲力亲为。
如今，她对市场动向简直“了若指掌”。“澳门每个月有400多名新生儿，接儿童摄影的影楼有6家，其中规模大一些的3家都在我们附近，还有一家是开了11年的老店，哪里新开了影楼？别家有哪些促销？每天都不断操心，基本会提前构思好两个月后的拍摄场景和主题活动。”
慢慢“磨”出来经验，圈里的妈妈口耳相传，用了三年时间，他们从一间小小的楼上店发展到光亮正式的门面店，现在已经做成澳门最大的儿童影楼之一。
11月的澳门开始有点冷了，Forda在店里忙前忙后，带着一股热风，别人看了都觉得辛苦。她说，打工可能工资水平算做安逸，准时上班到点下班，每年也能出国旅行，但想再往上走就很难。
那为什么不去博彩行业呢？“因为不想啊。”Forda说，她想凭借自己的能力和专业谋一份工作，而不是凭借澳门人的身份证。
澳门青年阮舒淇同样关心现实，渴望改变。高中毕业后，她以高分考入澳门大学英文教育专业，并且经过层层选拔成为澳大“荣誉学院”的一员。
不久前，阮舒淇参加了当时还是第五届特首候选人的贺一诚的助选团。她对贺一诚提出的“五大构想”中的“夹心阶层”住房问题尤其感兴趣。澳门的公共房屋分为“社会房屋”和“经济房屋”，现在越来越多的澳门年轻人处于既买不起“经屋”，又不符合“社屋”社会保障的空白地带——如同夹心，不上，也不下。如何保障这些人的利益，是阮舒淇十分关注的话题。
婚礼上的澳门青年。今年十月，站在北京的澳门花车上，阮舒淇代表三万四千名澳门大学生参与国庆阅兵。“调整自己，做好当下。”刚结束在澳门一所中学的实习，阮舒淇将来很可能会成为一名中学英文老师。但她其实还有更大的野心——成为一名教育界的领袖。
澳门不大，可以选择的东西不是很多。但也因为澳门不大，所以对于年轻人来说，也算是能闯出些机会。就像Forda所说，她很爱澳门，扎实努力，最后总能看见一些回报。
（文中佳心、王俊飞、阿兴为化名）
（来源：南都周刊）
网络编辑：解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