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化三十年】张五常：“平生没有见过这么好的制度”

“学术文章不是大众文章，要为某一组人或者某一层面的人下笔。我这篇是为科斯一个人写的，他说好就好，说不好就不好。很多人给我评论说怎么修改，我说只要科斯满意，其他我一律不管，因为这不是写给你们看的。”张五常的“恭维”，颇具个性。73岁的他不再需要通过DV，斜坐在椅子里，再三向98岁仍极度关注中国改革的科斯表达敬意。

8月30日，在北京顺义举行的“市场化三十年”论坛上，张用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解释他眼中的中国经济制度。这次，比他在芝加哥大学“中国的经济改革”讨论会上所用的时间，少了55分钟。

中国30年，全球从未有过的庞大而系统的制度变迁，种种复杂、微妙、回环与曲折，挑战着中外最聪明的头脑。一个小时，讲得清楚吗？

8月30日，吴敬琏正在评论张五常先生的演讲 高战/摄

1981年1月河北盛芳镇，复员军人戴着勋章卖鼠药。“下定决心”是毛主席语录显示一种早期广告意识。他们算是最先“市场化”的一群人。 李晓斌/摄

【一】改革前的制度费用太高了
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

开会前一天，拿到《中国的经济制度》。文章自“中国的问题”始。张五常列举的部分困难包括：贪污，教育与医疗公非公私非私，有外汇管制，有互相矛盾的政策，也据说每年有6万次动乱。他认为，“除了动乱的统计数字——不知定义为何，不同地区的朋友说他们没有见到任何他们会认为是动乱的——其他上述的负面事项皆属实。”

中国的难题，显然不止于此。要素价格、国企垄断、土地制度，无一不事关根本。中央领导也承认现在是矛盾凸显期。挑刺容易，最根本的问题，在搞明白“为什么在有那么多的不利的困境下，中国的高速增长持续了那么久”。对张而言，经济解释是最重要的：“我是从事经济解释的，不搞经济改革。搞经济改革，我觉得世界上多我一个人也不算多，少我一个也少不了什么。但是我写经济分析，走经济解释的路，自己很满意。”他用一个比喻解释困扰了他好几年的问题：“一个跳高的人，专家认为不懂得跳。他走得蹒跚，姿势拙劣。但他能跳八呎高，是世界纪录。这个人一定是做了些很对的事，比所有以前跳高的做得更对。那是什么？在不同的内容上，这就是中国的问题。”

这篇文章，是张五常找到的答案。

从交易费用讲起：“中国人在早前的制度中非常熟识那无数的琐碎麻烦，例如要背诵口号，要排队轮购，要搞关系，要走后门。他们每天要花几个小时做这些事。当我说如果这些费用减低，收入会飙升，就是最顽固的旧制度维护者也难以应对。当时的交易费用奇高，怪事天天有，这些大家都清楚，但我需要时间与多篇文章才能说服中国的朋友，如果制度不改，交易费用不会下降。这方面，应归功于我。要改为哪种制度呢？不容易说服。我1979年的文章指出的观点：市场价格是唯一不会导致租值消散的准则，那些惯于排队数小时的人不难明白。然而，当我指出市价只能用于私有产权的制度，同志们不易接受。”

旁观者清。回过头看，这段简单易懂的话，可谓点中了中国制度变革的命门。他将中国改革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0年到邓小平退休的1992年。这阶段的发展，主要是从以前的等级排列权利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边去。以1987年12月1日深圳拍卖土地（国家首次）为高峰”。

只不过，两种不同的权利界定方式的转轨过程，或许隐藏着改革之初谁也没有发现的地雷。改革，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过地雷阵。

【二】中国带动的“龙卷风”
龙卷风是由中国带动的。所以，你能解释中国，就能够解释这个大时代的转变，解释不了中国，就不能解释这个大时代。

会场上，张五常略过了这段略嫌学理化的阐释。或许跟其他老人家一样，他乐于从往事出发，慢慢引向他的方法论、他对大时代的判断，以及让许多赞同抑或不赞同他的人都乐意倾听的，关于中国之谜的核心发现。“从1969年到现在，我已有三十几年不看别人的文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治学方法，我不喜欢看，喜欢自己想。”

这篇不带注释也多达两万八千字的长文，自然不是坐在屋子里光靠想想出来的。为了完成它，张五常花了一年多时间。但他真正研究这篇文章是从1979年开始。“几十年了，中国的发展我知道。中国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