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天文：写小说才是我的本职

朱天文，台湾作家，曾师从胡兰成学习中国文化，与侯孝贤合作多部电影

28年后的一个夏日黄昏，夕阳下的维多利亚港波光点点，朱天文平静而清晰地回忆起东京成田机场的那一袭长袍。

“那是1980年，第二次去日本游学后回台湾，当时胡兰成老师送我们到成田机场，他站在电梯的顶端看着我们下去，就在我们出关的时候，转回头去看，他穿着长袍，感觉长袍在风里飘动。这是最后看到的他的身影。”

就在离别前，双方还拉手指勾约定，“让我们回去好好写东西，然后他也答应把《民国记》写完。当时他正要开始写一本有关民国历史的书。”

第二年7月的一个大热天中午，胡兰成出去寄信，“幸好不是寄给我们，然后回去就冲冷水澡，一下就出事了，心脏麻痹，很快就去世了。”留下了未竟之作《女人论》。当时25岁的朱天文发了一个著名的誓，“总有一天，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我要把《女人论》续完。”

这个心愿花了她20多年的时间。“我没想到，因为这个念头写出了《世纪末的华丽》，看起来毫无关系。后来又写了《荒人手记》，看起来更是毫无关系，可是写完后，我跟天心讲，我当年对胡老师的悲愿已了。结果，又写了《巫言》，用3本书来把他的《女人论》续完。”

“从小看小说看多了，写作成了一种自然行为”
1960年代，青草地、老榕树，鸟语蝉鸣相伴，斑驳的窄巷、路灯和电线杆，就在台北的眷村里，朱家有女初长成。

父亲是大作家朱西宁，母亲是日本小说翻译家刘慕沙。家学渊源也好，天生聪慧也罢，三姐妹天文、天心和天衣相继走上了写作的道路。“那是不自觉的选择。”虽然父母的教育是放牛吃草式——“就是不管你，也没有让你写东西，不理你的课业，也不叫我们去上补习班，总之就是让我们自生自灭。”这给了她们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空间。

“可能是我们从小看小说看多了，写作成了一种自然行为。”不过，在国民党一党独大万马齐喑的戒严时代，看小说还得靠特殊的身份。

父亲是国民党军官，1949年从南京撤退到台湾的时候，船上有6个关系特别好的结拜成兄弟，其中的“六叔叔”后来在台湾做到将军。托“六叔叔”的福，“他们那边没收的禁书就拿到了我爸这边来，我们打开橱子就能看到禁书。比如鲁迅、老舍、沈从文、萧红，还有很多的。比起同辈，我们看沈从文早得多，早早就喜欢沈从文、鲁迅了。”

高一暑假，在家里没事干的朱天文写了处女作《强说的愁》，开始四处投稿。“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投稿那边的人我们都喊叔叔伯伯的，一投就用了。”妹妹朱天心更早就开始写作，“她是小学六年级就去投当时一个叫《国语日报》的，给小学生看的报纸，第一个投的稿叫《我是小青蛙》，写得很好玩，还登出来了。”

胡兰成老师的教法很灵活
高中毕业的那个暑假，父亲偶然获悉胡兰成在台北，联络上以后，便偕母亲与天文前去拜访。初始，清秀蕙质的女孩只认得张爱玲，“因为爱屋及乌，见不到张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