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博科夫的细节

纳博科夫不像屠格涅夫，也不像赫尔岑，他对自己的贵族地位，只有眷恋，没有道歉。 （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10月24日《南方周末》）

布赖恩·博伊德的《纳博科夫传》（刘佳林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9），洋洋两大卷四大册，文笔详实而条畅，译笔精审而优美，是文学传记中少有的杰作。纳博科夫长达78年、横跨俄、欧、美的生命广度，和他苦心孤诣结撰的十多种小说所达到的深度和密度，都由作者细心演绎出来，并互相加以印证，尤其难能可贵。纳博科夫自己说过：

文学传记写起来很有趣，但读起来通常不那么有趣。有时，文学传记成了一种双重追逐：传记作者通过书信和日记，经过猜测的沼泽地，追踪他的猎物，随后，学术对手又追踪这位沾满泥巴的传记作者。

其实在纳博科夫的场合，情形更为特殊。他的小说每被认为自传色彩甚浓，他又是那么一个极度珍惜个人经验的作家，总是将所亲历之人与事设法变形，再剪裁编织到自己的小说纹理中去，传记作者就不仅仅要通过书信和日记，还要通过他众多的作品本身，进行复杂的解码工作。在纳博科夫人与文之间交织绷紧着的引力场中，博伊德的活儿做得已足够漂亮。

但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为这部传记说漂亮话的。相反，我读完这一百三十万字的巨著，感到意犹未尽，甚至有所不满。我们知道，纳博科夫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大毒舌。比如他说起《老人与海》，“那个精彩的鱼的故事”，差不多能让海明威再自杀一回。要写好这样一位大毒舌，作者恐怕也应该是一个小毒舌吧。可是，由于博伊德对于传主太多的崇敬，他处处以纳博科夫之所言为信实。换句话说，他首肯了纳博科夫所说的一切。

举一个例子。纳博科夫《说吧，记忆》中写到，他七岁时候的一次发烧，把他本来有的数学天赋——可以两秒钟内进行几十位数字开方运算——烧掉了。我不大相信这无从对证的神异之事，但博伊德信了。他如实照叙，连一个“据说”都不加。

再举一个例子。《洛丽塔》一出来就上了畅销书榜首，但马上被《日瓦戈医生》挤下来了。纳博科夫对帕斯捷尔纳克评价非常低，为什么呢？纳博科夫自己说是因为这本书支持十月革命，就历史而言不真实，比如没写二月革命。博伊德应该解释一下，但却没有。等到埃德蒙·威尔逊与纳博科夫打起笔战来，博伊德又不加思索地同意纳博科夫说的，威尔逊自己写小说老是不成功，因此嫉妒纳博科夫了。你看，纳博科夫与威尔逊的争论，就说是威尔逊嫉妒。《日瓦戈医生》抢了《洛丽塔》的风头，为什么不说纳博科夫嫉妒呢？

所以，我个人的感觉是，博伊德对纳博科夫这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大毒舌，真的是太顺从了，太呵护了。纳博科夫怎么说，博伊德就怎么信，简直照单全收。他并没有跟纳博科夫对质一下，甚至对战一下，是令人遗憾的。

但是，本文的缘起是《纳博科夫传》，但目的却是想由此讨论一下纳博科夫的小说，小说的细节，以及细节带来的问题。我认为，这也是现代小说的一个一般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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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的小说家会笼统地说“酒酣”，高明的小说家则会说“耳热”。但如果是纳博科夫，就一定要给你描画那个近乎透明的精巧耳廓的“结缔组织”上的毛细血管是怎样由蓝泛红的。他并没有真这么写过，可是按照他的习惯一定会这样写。比如他的《说吧，记忆》，写到初恋情人塔玛拉踮着脚尖把一根“总状花序”的枝条往下拉，好摘下它皱巴巴的果子。他还清晰记得她黄色的天然柞蚕丝绸的连衣裙上出现的那块黑影。但是，我不认为他那些细节都是真实的，或者说是真诚的。比如他说，无论如何反复摆弄记忆的螺杆（又是一个多余的技术性说法），他都无法回忆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