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百年　张伯苓归来 | 封面人物

今年10月17日是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回顾南开历程，“爱国”、“乐群”、“务实”乃至“土货化”等都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关键词

张伯苓在天津市长杜建时、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等陪同下赴八里台，巡视南大校内的胜利楼，并在大厅会晤了前来欢迎的南开校友与新闻记者，在谈话中，他再次表达了乐观的情绪，“中国经此抗战，不平等条约终获解除，此即为余数十年前办学之目的……余并深信中国前途极为光明，盖中国人有智慧，能吃苦，并具有老文化……惟大家毋自暴自弃”

“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时，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这是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为张伯苓纪念集《别有中华》所作的序，“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在政局混乱的岁月里，张伯苓建立起他的教育体系……”

《别有中华》194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王冠出版社正式印行，其时国共激战正酣，以外人视角，难免对这个国家感到绝望：它早已结束帝制，迈入共和，但战乱与贫穷依然如影随形，好容易取得抗战胜利，旋即踏入内战泥沼。这本书想要告诉美国人，在你的刻板印象之外，“民间中国”正在默默努力。

从1904年张伯苓与严修创立南开学校、倡导新学，到1919年两人创办私立南开大学，再到1947年牛津大学宣布承认南开学历（当时中国只有7所高校学历获承认），南开的故事既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饱经战乱仍努力拥抱文明、委身政治仍努力维持独立，亦有其独特性——与蔡元培、胡适等人不同，张伯苓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他的思想没有体系（黄钰生语），他的直白口语和天津口音让一些人觉得不够学术（何兆武《上学记》），但同时，他也少了许多文人式的瞻前顾后，从而能更好地带领一所时刻处在危机边缘的私立大学，长期保持相对充足的经费、较高的学术水准、高效清廉的运转，并发展出“允公允能”之校风。

今年10月17日是南开大学建校100周年，回顾南开历程，“爱国”、“乐群”、“务实”乃至“土货化”等都是可以抽象出来的关键词。“土货化”一词亦是张伯苓发明，时间是1928年，所针对的是当时学术界“食洋不化”之风，“所谓土货的南开，即以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为学术背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以今日之语境审视，似乎更不应忘记的是：大学本是全球化产物，南开之诞生即是严修、张伯苓国外考察的成果，而私立南开大学短短十年间迅速崛起（更不必提战时与清华北大合组的西南联大），也得益于与世界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土货化”、“中国化”绝不等于妄自尊大，这一点张伯苓自己说得很清楚：“我既不希望我们的年轻人自私自利，也不希望我们的国家被狭隘的民族主义驱使。我不相信孤立，中国处在国际大家庭之中，不久必将对现代文明作出自己的贡献。”

北洋海军时的张伯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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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3月19日的天津天气颇寒，又下着小雨。从下午1时起，数千人聚集在海河北岸的天津东站（现天津站），迎接阔别整整十年的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回家。这座华北重镇的党政军要员几乎全员出动：市长、副市长、秘书长、师管区司令、警备司令部参谋长、财政局长等等，加上商界代表，人数之多，令《大公报》记者无法一一记其姓名。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和南开女中各部学生，他们手持校旗，正最后一遍演习南开校歌，“渤海之滨，白河之津，巍巍我南开精神”的合唱声从天桥下“一片紫白色人声沸腾”中升起，“盛况为本市自复员以来所未有”，《大公报》在次日的报道中形容。

抗战胜利后，70岁的张伯苓旧疾复发，赴美手术治疗，康复后又不慎摔伤，不得不推迟回国，等他最终回到国内，已是1946年年底。此时国共关系破裂，全面内战爆发，但从船抵上海之际起，张伯苓就一直在采访和讲话中说中国前途光明，和平建设一定成功。“东西南北都没有了敌人，中国人要长大了。”他说。

1947年1月3日，张伯苓乘火车由沪抵宁，当晚，蒋介石设宴款待。席间，张谈及旅美情形和战后南开发展计划，蒋请他在天津、重庆之外，在长春设立南开第三分校。数日后，南开大学教授何廉、邱宗岳、冯文潜、陈序经等联名致电张伯苓，请他暂缓飞渝，先返津小住，“校务亟待主持”。不过张伯苓还是按计划先去了趟重庆，又因飞机屡次失事，好友劝阻，拖延到3月19日才出发北归。

张伯苓在飞机场

3月19日上午，张伯苓飞抵北平西郊机场，入城用午餐并休息，他告诉作陪的南开校友，“北大、清华已经复校……我决定摆脱政治，回来办理复校的工作，继续从事教育。”下午，他搭乘特快列车由平赴津，天津市市长杜建时在天津北站与其会合，然后一同在东站下车。此时东站月台已人如潮涌，水泄不通，“每一个人露出的欢欣鼓舞，是由衷而发的，并非恭迎如仪，奉命行事，”一位南开校友回忆，“等他老人家初现门首，随即爆发出震天的欢呼。”

南开中学军乐队在天津车站欢迎张伯苓归国

张伯苓还是戴着他那副标志性的茶色眼镜，头发两侧已然斑白，但胡须剃得很干净——他觉得这样有朝气，见到一位留胡子的老校友时，还故意命令道：“你今年不到六十岁，到时候就应当把它剃了去！”他看上去瘦了些，似乎还微微有点驼背，但接近1米9的个头仍然非常显眼。抗战时期他在重庆任国民参议会副议长时，就有西南联大学生调侃，“大会场上的议长，非体格强壮、声音宏亮是不成的。他那魁伟的体格，重量可等于蒋（梦麟）校长与梅（贻琦）校长之合，一口天津话，在会场准保没人打盹”，也难怪有人在久违后会形容，他给人的印象“仍然是一座山，一头象”。这位高大的长者向迎接者含笑点头，频频挥手，市长杜建时在前方开道，花了半个小时才走出车站。

出站后，张伯苓在杜建时、南开大学秘书长黄钰生等陪同下赴八里台，巡视南大校内的胜利楼，并在大厅会晤了前来欢迎的南开校友与新闻记者，在谈话中，他再次表达了乐观的情绪，“中国经此抗战，不平等条约终获解除，此即为余数十年前办学之目的……余并深信中国前途极为光明，盖中国人有智慧，能吃苦，并具有老文化……惟大家毋自暴自弃。”

2019年9月24日，天津张伯苓研究会，媒体在拍摄张伯苓家训“私立非私有，留德不留财” 图 / 本刊记者 姜晓明

张伯苓研究会顾问张元龙对张伯苓乐观精神的理解是：这是他的责任，“如果一校之长颓废了，那些跟随他的人怎么办？”张元龙是张伯苓三子张锡祚之子，1948年出生于天津，脸型与祖父很有几分相似。“他已经习惯了，在人前绝对没有颓废之相，绝对不能（露出脆弱的一面），家人也基本没有见过。他的口头禅是，越倒霉，越剃头刮脸。我大哥就说，在我们家，客人经常非常多，我祖父在那儿一坐，大伙儿就笑啊什么的，非常活跃。他总是跟大家说，中国永远不会输，中国一定强……”

不过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战后南开大学改为国立，重建工作处处受到教育部经费下拨的掣肘，南开大学教授、曾任校史研究室主任的梁吉生认为，何廉等人催促张伯苓尽速北归，就是因为复员过程中有许多棘手问题，没有张伯苓的威望，很难推进。另一个原因是，复员后南大学生成分有了根本改变，不再是纯粹考试科班出身，有许多转业军人、青年军、三青团成员、中共地下党员、甄别过的日伪时期学生等等，战后政治经济矛盾在校内折射甚至放大——张伯苓北归当日，《大公报》发表社评《抢救教育 抢救青年 欢迎张伯苓先生》，提及张伯苓一系列乐观谈话，“在这迷惘的时代，似乎正需要这种卓立不惑的精神”，同时又说，“今日智识青年所以普遍感觉苦闷……办教育的人也感觉苦闷……要解除青年的苦闷，并领导他们走入独立思想、自由研究及笃实向学的正路，实在不是一桩简单的工作”，“以张先生在今日的地位言，其北归使命，应不仅为复兴南开，而须着眼全局，在北方领导起以下两大工作：抢救教育，抢救青年。”

在回到天津第一次与南开大学学生见面时，张伯苓分享了自己从亲历甲午海战之败起开始办教育几十年的经历，他说，成功经验在于“骗自己”，不管怎样困难，仍然告诉自己还有希望。他说，自己几十年来一直是一手拿着望远镜，一手拿着显微镜。望远镜是向前看远景用的，显微镜是就近做分析用的。说到南开是一个大家庭时，他似有所感，抬头仰望天空，缓缓地说，“虽然南开大学现在是国立，希望上苍能再假我十年，我仍然要把它改为私立，以保存创立南开的精神。”

张伯苓在意大利参观历史古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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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立南开大学的创办始自一次归来。1918年12月24日，接近早上7点，严修与张伯苓乘坐的火车驶入天津东站——此时还叫老龙头车站。南开千余人及校军乐队到车站欢迎创始人与校长访美归来，张伯苓下车后与师生一起步行回到南开中学，随后在礼堂发表讲话，介绍美国科技发展情况，说到无线电技术及应用，给了师生深刻印象。“校长以数十日之舟车劳顿，毫无怠容，振襟而论，扺掌而谈，”一份学生刊物形容，“预备数日者恐未必如先生妙论横生，使人乐听闻也。”

1917年8月-1918年11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时的张伯苓

张伯苓1917年夏启程赴美，是年秋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修近代教育学、教育哲学、心理学、教育行政等课。次年春，严修等人也前往美国考察教育，并于5月19日与张伯苓在纽约会合，拜访各处教育机构。7月7日，张伯苓与严修等人一起吃汤面，听同在哥大学习的郑宗海讲述中国留美优秀学生情况，其中提及学习教育者郭秉文、蒋梦麟、张士一，学习化学者任鸿隽，学习物理者赵元任，学习地理者竺可桢等，“访美最主要的想法就是看看大学是怎么办的，”梁吉生说。与此同时，严张二人开始网罗人才，“在回来之前有的就已经‘订下货’了。”

1918年，严修（前排中）与张伯苓（前排右一）在美国考察教育

也是在这一天晚上，严修与张伯苓商定，从明日起张伯苓每晚到严修住处给严讲授他在哥大听课的内容。此后一个多月，除偶尔与朋友看场电影，张伯苓几乎每天都在给严修“上课”，两人不时“谈辩”。41岁的“老师”不惧暑热（8月8日纽约气温达到39度，创下历史高温记录），59岁的“学生”更是认真，每次听课都记笔记——这些细节出自《严修日记》，是2001年梁吉生在天津市图书馆花了四个月时间梳理出来的，可惜他没找到严修的听课笔记，因此也无从得知两人交流学习的具体内容，这成了他后来编写《张伯苓年谱长编》的一大遗憾。采访时梁吉生人在国外，“我在美国还一直想这个事儿，肯定有这么一个小册子，会不会就躺在国内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