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玛才旦　人变了，土地还在 | 2018魅力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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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玛才旦在2018魅力人物致敬盛典后接受本刊采访

别克致敬2018魅力人物 | 万玛才旦

从文学到电影，万玛才旦用藏语描绘着藏人眼中的西藏。从青海、北京到威尼斯，他将藏语电影带向世界，他的故事描绘着藏地，但情节可以发生在世界的任何角落。从黑白到彩色，从现实到梦境，万玛才旦的镜头内涵与外延不断拓宽。接连获得香港金像奖、台湾金马奖、威尼斯电影节最佳改编剧本奖，他的格局与视角受到专业认同与推崇。他拥有来自藏地的密码，文字与镜头是他向世界解析的钥匙。

2018年12月1日，万玛才旦（右）领取2018魅力人物奖项

电影的表达方式、题材的呈现方式，每年都在发生变化，所以作为一个创作者不要老是停留在一个层面。十年前你谈的电影是那些，十年后你谈的电影还是那些，我觉得这样肯定不好

去年11月底，《撞死了一只羊》正式开机，到12月结束。之前泽东团队想做一个跟西藏有关的电影，我们谈了一段时间。本来想筹拍另一部片，正好《撞死了一只羊》立项通过了，泽东觉得不错，就先拍了这部。剧本在2013年到2014年就写好了。我做片子其实和立项有关系，就像当时我没想着拍《塔洛》，但《塔洛》立项过了，就拍了。我们在可可西里拍了40天，海拔五千多米，期间气候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开始拍的一个湖，最后想补拍，已经完全结冰了。

这是一部关于梦的电影，它讲述了一个因一宗复仇事件而引发的关于救赎和放下的故事。我很早就对梦感兴趣，小说也多次写到梦境。我之前的电影很难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前几部都偏写实。梦表面上混沌，但暗有秩序。我们在片头加上了藏族谚语：“如果告诉你我的梦，也许你会遗忘他，如果我让你进入我的梦，那也会成为你的梦。”这是对这部电影的一个概括。

因为这部电影，我第二次去了威尼斯电影节。威尼斯挺漂亮，而且电影节在一个岛上举办，相对安静。五六天行程挺紧，电影没看多少，都是回来再看。三大电影节上有影响力的电影，我都会找来看，我希望在创作观念上不要脱节。一个文学作品，需要一个翻译的时间，比如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之后引起关注，国内才有机构去翻译，我们才能看到，但是人家的观念和写作方式可能十年前就有了。电影很容易，柏林电影节基本上每年2月举办，获奖影片基本上10月都能看到，你的思维和观念可以跟国际上的电影一致。电影的表达方式、题材的呈现方式，每年都在发生变化，所以作为一个创作者，你和其他的创作者观念的同步、共呼吸很重要，不要老是停留在一个层面。十年前你谈的电影是那些，十年后你谈的电影还是那些，我觉得这样肯定不好。这也影响了我的小说创作。

剩下的时间，我基本上在青海。之前小孩在北京上学，我必须得住在北京。现在他上大学了，我可以离开了。遇到活动或电影节，去北京住一段时间，集中看一些片子。

但严格来说，回青海也不是真正回到故乡，只是离故乡更近。物理距离也让心理产生距离感，住在北京和住在西宁跟家里的关系完全不一样。回去后，跟故乡纯粹的接触更多一点，见到朋友，和他们谈论关于故乡的事情，之前的距离感慢慢消失，对故乡又熟悉起来。

几年没回去，听到他们讲村里有女孩嫁到内地，或者远离故土，我很意外。在我小时候，他们基本接触不到外界，类似事情几乎不可能发生。但熟悉了现在的环境后，我接受了。

我想了想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们村庄离西宁三四个小时的路程，教育普及一些，学汉语比较早。故乡在黄河边，小时候修水电站，有一天突然来了工程队，他们先是勘测，之后开始施工，再然后来了更多全国各地的工人。他们住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集市，配套齐全，还有洗澡房、洗头房。这跟《百年孤独》里的马孔多镇是一样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突然来了很多人，成为一个小镇，然后原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都变了。

以前我们半农半牧，他们来了以后，大家发现打工可以挣到更多的钱，基本上把羊都卖了。以前谁家要盖房子，很多村民都帮忙。现在只有几个亲戚来。打工更有钱赚，但人和人的亲近感没有了。整个结构都在发生改变，大家对物质的欲望变得更强了。这个村可能修了一个水电站就富起来了，每家每户都有了电视机，有了这样一种物质上的标志，大家就会向往物质的实现。

作为人，这也正常，他们通过城里来的人认识了外面的世界，有了一点变化。本质上每个人都向往舒服的生活，有权利追求这些东西。人的物质需求满足了才有可能去追求一个更高的、精神的东西，他们需要这样一个阶段。

现在水电站修好了，工人们都离开了，可村里的人已经改变了，回不去了。但我依然愿意回到故乡，那样跟土地的亲近感更强。虽然人变了，可是土地还在。我们坐在这里、坐在水泥地上，跟坐在真正的土地上是不一样的。当你走出家门，就能看到更广阔的土地。

这些年回家后，我回到了一种平和的状态。在家里，身体的适应感更强一些，很简单，我希望有更简单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