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 一位普通女人之传

（作者供图/图）

又是一年到头。

悄坐在大阪的宿舍里。窗外太阳高照，市声隐隐。

与这个世界有一种莫名的疏离感。

母亲离开已经快一年了。

一

去年大年初三早晨我回到永济，才知道母亲住在医院里。父亲怕我路上担心，几次打电话都没跟我说。

母亲是心脏病，2017年在西安住过两次院。先在唐都医院住了十几天，准备装支架。造影检查时，严重心衰，不能装支架。后来又在西京医院住了十几天，准备搭桥。检查后，医生说病情有点复杂，风险大，建议不要做了。当时母亲并不是卧床不起，只是不能多走路，容易气短，表面看起来并不是非常痛苦。我们也害怕手术出意外，于是就给母亲开了些药，回家静养。弟弟在永济给租了带电梯的公寓，平时由住在同一小区的姐姐照看，大半年过去了，还算较好。快要过年时，母亲感觉不舒服，实在撑不住，除夕那天住进了医院。

在病房里，母亲的状况看着还不错，见到我们很高兴。试了我们给买的羽绒服，随后又收起来，说要等出院以后再穿，不愿沾上医院里的病气。

初三一整天，母亲精神特别好。除了我们一家从上海回来以外，在加拿大留学的侄女也回来了。母亲又说又笑，招呼我们吃东西，计划着出院以后的节间琐事。

到了晚上，我让父亲回家去睡，我留在医院陪母亲。

母亲和我聊了很多，一直没有睡意。到了初四凌晨一点多，勉强躺了一会儿。

忽然，母亲叫我拿一粒药，她含在舌下。过了一会儿，又含了一粒。药起了作用。

母亲说，没事的，平时就这样，感觉过不去时，含一粒就好了。这一次含一粒不行，含了两粒才过去。

有一搭没一搭地又聊了起来，母亲回忆起许多往事，许久才慢慢睡去。

到天快亮时，病再次发作。母亲让我给父亲打电话，让他来医院。我们请医生用上药。母亲不舒服，就没有再怎么说话了。

到了晚上，情况愈发不好。值班医生说没有办法，建议我们转院去运城。初五凌晨我们转到运城，进了重症监护室。九点钟，医生出来说不行了。

后来，对转院一事，我颇为后悔。母亲最后那几个小时，我们都不能陪在床边，她耳朵背，听不清医生护士的话，不知怎样的无助和难受。

还有一个想法纠缠、折磨着我：如果初三晚上我不陪床，累了一天的母亲也许就能休息好，也许就能缓过去。

初五上午回到村里，在老宅堂屋里布置了灵堂，家里一时来了很多人。

入夜，亲友邻人散去，一冬没有住人的房子彻骨地冷。

夜深了，我让一起守灵的姐夫、哥哥、弟弟去睡。大家前一晚在医院都没合眼，后面几天还有许多事，没必要都在那里撑着。我反正睡不着，一个人盯着灵前的香烛就可以了。

大侄儿很有意见，说又不是你一个人的老人，为什么不让大家守灵。

我头脑木然，错愕道，都这么冻着，没有意义啊。

一年了。干什么都意兴阑珊，常常木然自问，有什么意义呢？

（作者供图/图）

二

母亲出生在成都平原上的一个小村庄。

1960年，年轻的父亲和几个老社员为生产队牧蜂，赶花期辗转几个省，来到母亲的小村庄，认识了母亲。不久，母亲就跟父亲来到山西永济结婚。当时他们还不满十八岁。

这不是纯粹的浪漫故事。当年因为饥饿，四川出来逃荒的人很多，年轻女子匆匆远嫁他乡的也很多，母亲那个村子嫁到我们村的就有好几个。

按照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