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一位思想家的画像

《于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德)斯蒂芬·穆勒-多姆著，刘风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6月版，98.00元。

德国哲学家斯蒂芬·穆勒-多姆在法兰克福师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因此，他对于尔根·哈贝马斯这位与阿多诺交往甚密、恩怨纠葛的学界同仁极感兴趣。这部《于尔根·哈贝马斯传：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尝试从总体上描述哈贝马斯的理论及其发展，轻笔略写传主的个人生活，主要是一部作品评传和思想传记。

1929年，哈贝马斯出生在德国西部杜塞尔多夫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以后见之明的眼光回望这个时间点，1929意味着哈贝马斯将从属于一个特殊的代际群体，从1929年到1945年，这代德国青少年延续着基于欧陆生活方式的有教养的传统模式，直到这场骗局的蓦然掀开，他们注定从此背负沉重的债务，清理物质和精神的废墟，努力重建德国。

作者有关哈贝马斯私人生活的叙述大部分集中在他的童年。哈贝马斯天生腭裂，先天的缺陷却仿佛更加突出地让他觉察语言与交往的重要性，这是他一生治学的基石。哈贝马斯父亲在纳粹的机构里做事，少年于尔根也曾经是希特勒青年团的一员。直到德意志第三帝国垮台以及紧接着的纽伦堡审判，在暴露的真相面前，哈贝马斯大受震动，深深反思，对自己以及德国民族的罪责进行拷问。从此之后他将时刻怀抱对历史的忧虑，他将用他的哲学构建“世界公民”的体系，他将不断地批判与自我批判，并积极参与现实的社会政治活动。

这段经历决定性地影响了哈贝马斯的哲学基本理念，包括他与其他哲学家的关系。大学时期，哈贝马斯沉浸于马丁·海德格尔的著作，作为伟大哲学家的海德格尔与作为纳粹政治鼓吹者的海德格尔，两者的分裂促使哈贝马斯思考海德格尔学说的缺陷，并促使他把哲学问题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从海德格尔那里，哈贝马斯看到了政治事件、政治环境对哲学思想的重大影响，质疑的种子播撒在他的内心。可以说，在经历了对纳粹宣扬的狂热的民族主义的反思，经历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德国知识分子的优秀人才，以哈贝马斯为代表，不再留恋纯学术的象牙塔，他们热切地关注现实政治，同时又以哲学为武器批判现实。

哈贝马斯是一位综合型学者，是一个不断吸收意见、不断自我调整的思想家，也是一个不断研判局势、不断活用理论的观察家。这部传记把哈贝马斯置于对话者的原点位置，围绕他的身周交织了一张辐射的大网，一方面表现系统的构建，另一方面则表现为动态的灵活。传记描述哈贝马斯对马克思、费希特、谢林等人的批判性吸收，他与同时代学者高质量的激烈论辩，他在媒体上纵谈时事的公共知识分子形象，这些都被放置在欧洲知识界和特定时代的历史语境里。

哈贝马斯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纠结关系，根源也在于此。1956-1958年，哈贝马斯作为阿多诺的助手，在法兰克福的社会研究院工作，他开始考察并批判经验的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他精研卢卡奇等人为代表的黑格尔派的马克思主义和韦伯派的马克思主义，并与欧洲的政治生活联系探讨。这导致了研究院院长霍克海默的反感。哈贝马斯离开了研究所，几年后返回任教，然后成为了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导者。

社会运动在哈贝马斯的哲学系统和政治理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面对1960年代风起云涌的革命化思潮，尤其是在1968年，哈贝马斯所秉持的既支持左翼又反对暴力的态度，被批评为自相矛盾的脆弱做法。在那以后，哈贝马斯一度成为舆论公敌，但他仍以《合法性危机》(1975)等论著，坚持“寻求共识的论证”。1977年被称为“德国之秋”，这一年发生连环刺杀事件，恐怖气氛弥漫。哈贝马斯决心打破几年的沉默。他与激进分子松特海默等人展开论战。在1980年代，随着全球化对民族国家的影响的扩展，以及国际体系日益成为一个主要的讨论焦点，哈贝马斯开始系统处理国际政治问题。他主张“国际法的宪政化”，推动欧盟一体化，批评者认为他注重描述宪政民主的契约论概念而忽视特定实践的细节，是过于理想化的愿景。哈贝马斯还经常出现在报纸、周刊、电视上，在充满火药味的各处“战场”，发表他对德国统一、欧盟事务、海湾战争、科索沃局势、“9·11”事件、伊拉克战争等的看法。这些言论给他带来了赞誉，也带来了恶名，哈贝马斯未必就是政治正确的一方，但他总是站在前面。

哈贝马斯的著述数量惊人，涵盖领域也非常广泛，作者概括，其理论最重要的节点和基本概念有：言语行动理论、有效性基础概念、以相互理解为取向的行动与有效性基础的结合，及由此产生的“三个世界”理论。即：作为实际事态存在的客观世界、人际关系得到合法调解的社会世界，以及行动主体自身可经历和感受的主观世界。所有交往参与者共享的生活世界构成了交往行动者所依赖的日常生活信念和确定性所构成的背景。在哈贝马斯的学术生涯里，《交往行为理论》(1981)是他最重要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是哈贝马斯从1960年代以来对于现代西方社会分析的理论研究的成果，哈贝马斯在该书的第一版序言中阐述，交往行为理论是一种实际关怀，是一种试图明确其批判尺度的社会理论的开端。这种理论在政治领域里的运用，实际上是倡导世界主义的民主商谈伦理，探讨不同利益主体通过商谈解决问题、达成一致的可能。

哈贝马斯在公众的场域，聚焦公众视线的关注，逐步完善理论和现象的融合，通过不断丰富和深拓自己的立场和观点，哈贝马斯对他的批评者逐一作出了回答。哈贝马斯就像一根藤，从他这儿牵引一群20世纪重要哲学家，也能从他这儿发散许多理论，他揭示了构成一切交往行为的语言主体的有效性要求，在一次访谈里，他将之归纳为：真实，正确，真诚。在我们置身其中的这个时代，交往似乎非常简单，铺天盖地的信息和迅捷的网络随时传播我们的言论，然而，相互理解求同存异似乎变得越来越困难，哈贝马斯说：“只有在多元性声音中，理性的统一性才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哈贝马斯自始至终所坚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