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好作品需要一点超越世俗的东西

作家双雪涛近照(本人提供)。

《猎人》是双雪涛的最新短篇小说集。

根据双雪涛同名原著改编的电影《刺杀小说家》海报，该电影正在后期制作中。

东北青年作家群：用小说为东北的历史祛魅

除了双雪涛，东北青年作家近几年的“集体”登场惹人注目——班宇的《冬泳》、贾行家的《尘土》、郑执的《生吞》等均受文学界和大众的关注，并且他们的写作都无一例外地涉及了东北经验。尽管经历不同，风格各异，作家们往往也对“以一个地域概括几个作家”的分类方式一贯地保持怀疑，仍然抵挡不住在当代文艺领域，一个景观化的东北，正在成为被叙述的对象。

就双雪涛而言，写作事业的成功，把他从沈阳带到了北京，而他的成功又与东北的地域写作密不可分。很多场合上，观众也乐此不疲地与他探讨东北、铁西区和小说出现过的“艳粉街”。

这些讨论透露出的一个信息是，媒介图景往往先于真实经验到达人群。上世纪90年代下岗潮、凋敝的工人村、冷硬的工业感……这些元素无形之中塑造了东北在读者脑海中某种接近“奇观式”的想象。而在大众文化传播方面，关于“东北文化”的刻板印象可能更为糟糕。

在小说里，双雪涛使用的是另一种方式，规避了照相机式再现历史，他用虚构的想象力一手建造了属于自己的“北国幻境”。在《平原上的摩西》这部为其赢得广泛声誉的小说里，悬疑叙事介入到当代中国老工业区的历史寓言书写中，为“锈化”的工业记忆增添迷案色彩。

“小说家不是记者，很难心怀道义，直抒胸臆，写成观点，直接传达给受众。我可能只能坚持一点艺术上的道义，把自己、把自己的文学搞得像点样子。”双雪涛说。身为一个讲故事的高手，双雪涛等一批有强烈东北色彩的青年小说家正在小说道路上不断摸索。他们以小说这门技艺，在为东北在消费社会中的符码“祛魅”。

对双雪涛来说，从《飞行家》到《猎人》，他的变化显而易见，这并不仅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小说家在两年内的成长，更印证着文学与写作者所处地域环境之间的关系。移居北京之后，意味着更多的可能性，双雪涛的文学也会打开一个更广阔的天地，最终拨云见日，未来可期。

暌违两年，青年作家双雪涛的新书终于浮出水面。继《平原上的摩西》《飞行家》之后，新书《猎人》收录其近作11篇，主要写于2018年，是双雪涛过去一年思维的轴心体现。

2016年，双雪涛的小说创作集《平原上的摩西》《天吾手记》《聋哑时代》与《飞行家》接连出版，本本惊艳。行至2018年，双雪涛无疑已是当下中国迅速崛起的小说家中，最引人注目的之一。

把自己写成割麦子的人

新作《猎人》不同于以往强烈的东北地域气息，在创作题材、叙事方式上都更为开阔、自由。双雪涛书写北方小城、民国历史、北京生活……十一个故事，每一篇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时空感受、气氛节奏截然不同。如同十一个房间，形态各异的人在其中游走攀爬，时间脉络从民国的北平，贯穿到2018年的当下以及充满科幻感的未来。

不变的是诗性的文字，灵动的意象，他依旧书写普通人——大学刚刚毕业的三线城市电视台实习生；找不到戏拍、在家赋闲的五流演员；会写长句子、一直找不到合适自己做的事情的不知名作家……他们是没有什么出息的平凡人，是找不到出路的失意者，是困在过去的软弱的人，怀着隐秘的欲望，又怀有敬畏和慈悲。

“我看了看他们，想从头到尾再捋顺一次，发现已经没有了力气，原来我在写他们的时候已经把我所有力气都用完了，以至于我现在无法谈论他们，正在遗忘他们。”双雪涛如是说。

2018年这一年中发生了不少事情，从“人大作家班”毕业，从文学之外，到奔入文学之中，双雪涛自称“一向不怎么忧愁”，但这一年，他学会了忧愁，也学会了“心神不宁、六神无主、无可奈何、人各有命”。

双雪涛说：“如果过去的小说像是一个车工倚着车床的作品，那这些小说就像是农民用镰刀一把一把割下的麦子，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写作至今，我把自己写成了麦客。”

割完了麦子，遗留下来的麦茬还能为下一季粮食的根系创造肥沃的生长空间。只要麦子还能不断生长，对麦客来说就是好事。小说也是一样。这一年的双雪涛变得更加沉稳。他对南都记者说，写作最大的变化是速度，他渐渐把速度放慢下来，明白了作家不能生硬地走到人群里，而要静下心来，观察时代的精神，更关键的是，要有安静的心态，抛开个人的得失。

一个胡思乱想的赋闲者

回顾这几年的作品，从《翅鬼》，到《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飞行家》，再到今天的《猎人》，双雪涛自觉最大的变化是“速度”。过去，写作是为了表达、表现、表露，“想把自己托举起来给人看”，于是写得很快，很忘我。出道至今，双雪涛的写作经历了一个“由快到慢”的过程。过去几年，事情的进展速度有点超乎他的想象，命运的走向奇诡，从一个朝九晚五的银行职员，到当下中国最引人关注的青年小说家，这番蜕变，双雪涛仅仅用了三年时间。

在更早之前，双雪涛从未觉得自己是“文学青年”，也并非中文系出身，甚至一度离文学很远——一个职业银行职员和业余足球选手。有人说，双雪涛的小说具有很强的“法度意识”，讲究内在逻辑的精密，技巧严谨，这也许和他的法学背景有关。法律专业给了他良好的逻辑思维能力。

在法律系念了五年，又在银行工作了五年，每天的工作就是写写汇票，整理档案。2010年夏天，双雪涛从朋友口中得知，台湾《中国时报》主办的首届“华文世界电影小说奖”正在征集作品，当时他正在读王安忆的《小说家的十三堂课》，忽然明白原来小说可以不用去做现实的奴隶，不用亦步亦趋地描摹现实，觉得很受启发，就想干脆在小说里搭建一个完全幻想的世界。

由于截止日期临近，为了完成这篇最低要求六万字的小说，他写作速度飞快，在书桌前“光着膀子，紧锁房门，苦于打字速度跟不上自己的想法”，那时的他，甚至从不认为自己在搞文学，并不知道自己在搞什么，那是“一个卑微者第一次觉察到了自己的力量”。

二十几天后，《翅鬼》完成，这部奇幻风格的类型小说获得了首奖。出道之作称不上完美，但双雪涛没有自悔少作，在2019年将其重新出版。对他来说，《翅鬼》的开头仍是他心目中写过的最得意的开头，也是他所有小说的开头。

“我去台湾领奖，发现那是一个跟我生活的城市完全两极的地方，沈阳每年都有一个月在下雪，而台北是一个特别温润、潮湿的城市，我想我可以写一个都市的双城记。”后来，这个被命名为《融城》的长篇创作计划也获得了一个奖项。

两度获奖使双雪涛站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他开始萌生成为全职小说家的信心，“我觉得自己可以写作，而且可以通过写作赢得别人或多或少的一点尊重”。

当都市上班族还在重复着996或007式的每日刻板生活，“裸辞”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反叛，他们逃离温驯的庸常生活，并非出于职场上的失意，而是主动选择了新的“人生打开方式”。2012年，双雪涛也成为了“裸辞者”中的一员，成为该银行成立20年来，第一个主动辞职的员工。

抛弃了长辈眼中既体面又稳定的工作，把自己丢进茫茫大海的未知里，无疑是一次冲动的冒险。得到了精神上的自由，挨过最初的困顿，也收获了迷茫。面对现实生活的种种秩序，内心往往也是荒凉而飘忽的，也许在文学之外，人早已是无根无系的流浪者，但提笔写作，无疑是更冒险的一段旅程。

2015年，双雪涛进入“人民大学创造性写作研究生班”，进入了一个甚至比过去更加平稳、规律的写作生活，与作家们交朋友，读了一些过去不会读的书，北京活跃的文化生活，并没有占用他太多的时间，重新成为学生的双雪涛进入了另一种身份认定和对生活的设计，努力寻找平衡琐事和工作的方式，《飞行家》里的大部分篇章就写于“人大”期间。

“对于我来说，选择这个孤独的行当就是反抗孤独的方式，作为一个写作者、阅读者，一个胡思乱想的赋闲者，与世界的所有联系就是在独自一人坐下的时候。”双雪涛说。

关于自己的写作历程，关于未来的写作方向，等等，双雪涛接受了南都记者的访谈。

访谈

“《猎人》是我对短篇小说的试炼”

南都：这一次，新作《猎人》在创作题材、叙事方式上都更为开阔了，它是你的一次尝试还是转型？你的写作已经走出东北了吗？

双雪涛：其实作家一直处在运动之中的，很难讲有固守和离开的区别，因为写作这种精神活动所处理的空间其实不是现实中的空间。所以就我来讲，从第一篇小说到现在一直是动来动去的，这次这本《猎人》是我过去一年多的工作的结果，我自己其实很难概括它。

简单点说，它可能就是我过去这段时间的思维轴心的体现，对短篇小说这种体裁试炼的体现，对自我和外部的观察的体现。这里头还有和艳粉街相关的东西，也有别样的东西，我没有着力去改变自己，谁也无法用手推着自己转圈，我只是按照自己的趣味把东西写下来。

南都：能否描述一下你到北京之后的状态？

双雪涛：我在北京的生活就是一个作家的正常生活吧，我没有公职，所以属于自己的时间比较多，一个人能掌握自己的时间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同时也是一种压力，就是你得亲手把时间组装利用好，这几年一直在处理这件事情。

南都：回顾你这几年的作品，从最早的《翅鬼》，到《平原上的摩西》《聋哑时代》《飞行家》，再到今天的《猎人》……你觉得自己的写作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双雪涛：主要是速度的变化，最开始写作的时候速度是很快的，因为那时候的主要意图是表达、表现、表露，想把自己托举起来给人看，这两年速度慢了下来，也有写得不满意，勉强可看但是没有必要发表的东西。我觉得一个作家最终是属于自己的、个人的，不能生硬地走到人群里，另一方面一个作家还是要静下心来，观察时代的精神，这个词比较宽泛，换个词是时代里比较重要的事情，这些事情通常在极速变化，尤其是现在，但是要有个安静的心态去看，抛开个人得失去看。

“我身上还是有些简单的东西”

南都：从《飞行家》开始，可以看到你的小说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了，你为什么会偏好更加复杂、技巧性的叙事？这是否折射了你的某种美学倾向？

双雪涛：我一直认为小说是没有具体技巧的，我对技巧这个东西的认识比较狭隘，技巧是反复练习可以获得的东西，在小说里这种东西并不存在。结构这个东西是存在的，你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把什么和什么错开或者贴连，这个反应的是作家的趣味和对小说的认识的变化。

我觉得美学这个词比较大，当今作家没有几个有属于自己的美学，美学应该是发明一种美的方式，小说通往艺术的道路上很多人走向的道路不是美学，而是自以为美的狭隘小径，所以妄图处理根本问题的胆魄，开放式的迎纳人性的顽固之处和人性随着外部生活的变化而产生的微妙共振才是最重要的东西。

南都：在一些复杂的故事之中，你笔下的人物和动机却得非常单纯，近乎于天真，是否代表小说容纳了你内心当中的少年习气？

双雪涛：我身上可能还是有些简单的东西，这个简单不能完全美化成单纯，它可能是一些不厚的东西、薄的东西，或者说是一些少年习气，里头包含着任性，逃避和自我放纵。不过我特怕别人跟我聊政治或者权术，我也能聊，但是认识都非常皮毛，尤其喝了酒之后觉得自己也懂中美关系，醒来之后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傻蛋。

南都：我留意到作家张忠诚对你作品的一句评价：“虽然是在西方小说和先锋小说光辉底下长大，但隐约看到了他抽身向古，对中国古典的致敬痕迹。”你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受到了怎样的熏陶和滋养？

双雪涛：从大的方面说，我觉得中国的语言是非常伟大的，能够用这种语言去写小说是中国作家的幸运，不过也许世界各地的作家都这么想。从另一个大的方面说，我觉得现代生活带给语言的冲击是非常大的，中国语言与虚构文本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展开，就受到了一种快速粗糙的新语言的围剿。

换句话说，我觉得中国语言里还有巨大的潜力，需要一点点去开掘，因为白话文的发展年头并不是特别长，而且中途受到了不小的压制和歪曲，改革开放之后得到了很好的机会，但是网络又迅速席卷而来。不过越是在这种环境下，越应该有人在做一点这样的工作，我做得不算太好，因为我还是比较倾向于不要破坏叙述的线条。我看见有些人在做，比我做得好，但是人数不多。

从小的方面讲，我是在古典文学的滋养下长大的，文学的启蒙就是唐诗宋词。先锋文学其实是我青少年时期才接触到的，我想我们这代作家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关键是成年之后，是否还能在来路上拾起新的营养，我觉得不回看，一直往前走，是有点可惜的。

“人一旦爱惜名声，就会变得胆小”

南都：银行职员时不时出现在你的笔下，比如《飞行家》里的高小峰，《刺杀小说家》里的千兵卫，一个银行职员去杀小说家，好像是你两个身份之间的交战。除了是某种程度上的写作素材之外，银行职员这个身份是否曾经为你提供了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

双雪涛：做银行职员那几年是很好的训练，就是让你做一些不情愿的事情，非常不情愿的事情，这样的训练对于一个人进入自由职业很有用的，一个人如果每天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时间长了就会变成婴儿。

南都：你已经出版了6本书，几乎每一年都有新作品，你如何保持日常旺盛的创造力？你会有写不出东西的焦虑吗？

双雪涛：某种程度上创作的持续性就是因为焦虑造成的，我经常非常焦虑，经常怀疑自己还有没有力量拿出像样的东西。无论别人怎么说，只要自己是觉得过得去的，这种焦虑一直困扰我，伴随着这种焦虑的是我还是个沉迷写作的人，剥去所有外部的东西和性格的缺陷，我还是一个喜欢写作的人，这没什么特别的，就像有人喜欢逛街，有人喜欢跳交谊舞，有人喜欢钓鱼，一件事情沉下去做就会产生一些溢出事情本身的东西。如果我在写一个东西，我通常上午写一下，写得不会太多，然后花一些时间，很多时间去想想，体力允许的情况下，下午或者晚上再写写。

南都：这些年来，用“横空出世”来形容你也不为过，一些人称你为“迟来的大师”，你如何面对汹涌而至的名声和关注？

双雪涛：通常来说，名声越大，里面的水分越多，大多数名声都是通过以讹传讹得来的。尤其在现在，名声这个东西变得更加可疑，一个人表演用鼻子吃饭也可以成名，所以这确实不怎么重要。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很多有一定声名的人做得都不怎么好，因为中国人对于名望的爱惜是非常彻底的，不只是因为利益，这可能跟我们儒家文化有点关系，比较在意他人的看法。一旦爱惜起这个东西，就会变得胆小，而胆小的人是什么也干不了的。对于正常职业的人来说可能是好的，是一种约束，对于创作者来说不一定是好事情。所以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创作者，我觉得自由的心灵是大于任何东西的，如果我们也走上老路，那确实没有任何借口，因为我们的机会比前辈们好得多。

“希望《刺杀小说家》彻底电影化”

南都：得知《刺杀小说家》要改编成电影的前后经历是怎样的？你给了导演路阳什么建议吗？

双雪涛：概括起来就是和路阳导演谈了一下，然后就决定合作。我的建议就是彻底地电影化，因为小说我已经写完了，电影的征途是另一条。目前为止，这部电影还处在制作阶段，具体情况可谈的不多。我的期待是和普通观众一样的，我希望这是一部有表达的精彩的中国电影。

南都：文学的产业化或IP化，使文学的市场价值增加，对此，你作为文学中人，有什么感受和想法吗？

双雪涛：好的文学自有他的生命力，好的电影也是。实话说IP现在也不怎么热了，看新闻你就知道，现在拍电影的风险还是很高的，大家也比较冷静了。我们目前的最大问题是专业程度的问题，在小说领域和电影领域都有，实话说，因为大家都比较着急，所以专业水准无法保证，好的东西需要时间和专注度，需要每个人的苦干，需要对生活的细致观察，还需要一点超过世俗结果之外的东西。

共勉吧，只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