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公物“私”用

以“专用”替代“私家”，反映了内地社会占据公共资源的个人或组织的特殊心态，即不愿意用“私”字来表示他们对公共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权，而宁愿用含糊其词的“专用”来指称实际的私用

    今年4月至5月，我应邀到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做访问研究。期间看到的一些事，在香港人眼里不足为奇，但在“大陆客”看来却发人深思。
    在中文大学的正门口，有一条进门道路，长约100米，连接中文大学与大埔公路。在这条道路的入口处，立有一告示：“私家道路，请勿擅入”。告示的目的是提醒来往的驾车人：此乃中文大学专用道路，非本校师生员工，或受本校邀请，请勿使用。
    我好奇之处不在告示的内容，而是告示上赫然醒目的“私家”二字。中文大学是公立大学，建校经费来自财政拨款和私人捐赠，故从所有权来说，校园道路和建筑物均属香港人民的“公物”，而非个人或某机构的“私物”，这一点应无异议。不过，我也承认，从使用权来说，“私家”用在此处并无不妥，因为这条道路不属于公共道路，而是归中文大学独家使用，当然应归入“私家”之列。
    如果在内地，告示牌上一定不会出现“私家”二字，而会改为“专用道路，请勿擅入”。
    同样，中文大学的学生宿舍旁边立的告示牌是：“私人领地，非请勿入”。学生宿舍是大学的“公物”，学生交租住宿，公物变成私人专用，故在使用权上属“私家领地”。然而，内地高校宿舍入口的告示牌却不会这样写，而是改为“宿舍区域，非请勿入”。
    这两个例子反映出香港和内地在公私观念上的差别。在香港，“私”(private)的涵义较宽，不仅指私人所有权，而且包括在使用权上不对公众开放、仅属个人或团体专用的公物私用，所以，中文大学的专用道路也即“私家道路”，学生租用的宿舍也即“私家领地”。在内地，“私”的涵义较窄，主要指私人所有，公物私用一般不称为“私”。
    以“专用”替代“私家”，不是文字上的游戏，而是反映了内地社会占据公共资源的个人或组织的特殊心态，即不愿意用“私”字来表示他们对公共资源的排他性使用权，而宁愿用含糊其词的“专用”来指称实际的私用。造成这种心态的原因，既有社会对“私”的贬义评价，也有某些占据公共资源的行为不那么光明磊落，不便于直白说出。
    例如，内地许多政府机构都在风景优美之地建有疗养院（或曰“培训中心”），专供一定级别的官员疗养度假之用。这类疗养院是用公款建造，属“公有之物”，但在使用权上，却由某些个人或行政机构专用，不对公众开放，属“公物私用”。显然，风景区的疗养院非行政办公所必需，有滥用公款、假公济私之嫌，若公开在大门口挂上“私家领地，非请勿入”，老百姓一看就明白了，想瞒也瞒不住。对于这类不太合法的、或合法不合理的公物私用，就需要在语言上刻意掩盖私人使用权的事实，因此，我们在疗养院门口常常见到的告示是：“单位重地，闲人免入”。

个人面对公权力：底气从何而来？
    塔门是香港众多小岛之一，以渔业为主。五一劳动节那天中午我们在码头旁边一家海鲜餐馆吃饭，老板是一对老年夫妻，利用自家的房子开了一间小店，丈夫掌勺，妻子招呼客人。在这家餐馆的门边外墙上，贴了一份区议员给他们的回函。这份回函的原委是：政府因建市政工程，需要拆迁他们的房子，老两口不同意政府的拆迁方案，与政府机构发生冲突，他们就向这位议员投诉，请议员先生出面交涉；这位议员在办理完这件投诉后，给餐馆老板发来回函，以示事情办妥，自己可以交差了。
    上述老夫妻遇到的问题，在内地司空见惯，但投诉渠道和解决机制却大不一样。如果在内地，那对老夫妻只能向政府主管部门投诉，有时还要请客送礼、走关系托门子。如果这些办法仍不能解决问题，那可能将逼得他们走上上访之路，即向上级政府寻求保护。上访之路劳民伤财，这且不说，单就上访的结果而言，问题十有八九解决不了，最终还将转回到最初的主管官员手中。这些办法都是在政府系统内部、依靠各级官员来保护个人权利，面临的困境是保护者也是可能的侵权者，或者是侵权者的上级领导人。
    显而易见，在个人权利要依靠政府官员来保护的社会里，即使给每位官员都带上“父母官”和“青天大老爷”的高帽子，在官员掌控的公权力面前，小民的权利还是很难落到实处。
    然而在香港，那对老夫妻无需向政府官员求情，也无需上访，他们在政府之外另有投诉渠道，而且更有效。因为他们手中掌握了议员的选票，议员又有监督政府官员的权力，议员和官员都不能不认真对待他们的投诉。
    事实上，议员和议会只是香港人在面临公权力的威胁时，能够依靠的力量之一，其他的社会力量和组织也在发挥重要作用。在这样的社会里，每个人在公权力面前才不感到势单力薄，才有底气主张自己的权利，才有安全感。
    （作者为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电子邮箱caozhenghan@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