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苦的人生能逃避吗？来自庄周、屈原和鲁迅的回答

屈原热烈，庄周冷峻，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在鲁迅身上融合起来了，他从庄周学到透彻的批判，从屈原学到韧的战斗，而又都有所发展，回答了人生的哲学难题。

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是关心人生，先秦诸子都是希望从哲学高度来解决人生问题的。

战国时代出现两种互相对立的人生态度。《庄子·盗跖》和《楚辞·渔父》，一为庄周学派所作，一为楚骚后学所写，它们却都是庄、屈两种思想的交锋。庄派说：“世之所谓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屈原却面对渔父的“莞尔而笑”，严正地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

这两种思想看似对立，其出发点却同样是救世，都是对人生（而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关切，不过屈原显得热烈，庄周显得冷峻而已。然而前人早已指出，庄周正是一幅极热心肠，“思以其道易天下”，才会聚徒讲学、著书立说的。

《庄子集释》 （资料图/图）

庄周的人生态度表现为最透彻的批判。他要以人的自然性取代人的社会性。他极端憎恶人的社会性。其社会批判之所以透彻，即因他站在哲学的高度，把人的社会性（善与恶）彻底看破了。要无恶，只有无善，因为善、恶是统一的矛盾，相反相成。而要无善只有纯任自然，或者说回归自然，做到“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是非不得于身”（《德充符》），这样就能无争了。“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人间世》）庄周简直要毁灭诸子百家的学说，因为那都是社会性的“知”，是“争之器”，是为君权服务来残害人性的。所以，真正的逍遥游是无待，即取消对立面，取消矛盾。

然而这种超脱的态度是不可能的，荀子批评他“蔽于天（自然性）而不知人（社会性）”（《解蔽》），真是一语中的。人的社会性是不可能消灭的，这点其实庄周也知道：“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人间世》）于是无可奈何，只有“安时而处顺”，使“哀乐不能入”（《养生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