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 文洁若 逆风飞扬 | 封面人物

1994年，萧乾与文洁若在山西

“嘿，你来看，这是刚出版的《尤利西斯》，好看吧。”

92岁的翻译家文洁若从她每天待得最久的书桌边起身，慢腾腾挪着碎步，从里屋端出深绿封皮的三套本新版译著，兴冲冲地给我们展示。

先盖上红印章，丈夫萧乾的，接着盖上自己的名字章，再加上“后乐斋”三字章——取自范仲淹的名篇，也是夫妻俩对这老屋的爱称。来访的不管熟人新友，文洁若必让你在她的小蓝通讯本上写下名字（已婚者还要加上伴侣名），她再拿签字笔一笔一划地照着写在扉页上。

“再写点什么吧。要不写钱钟书形容萧乾的：萧乾英文好，有才华，可惜不会保护自己，盛年时过于锋芒毕露。好不好？就这样。”她像是问你，其实早已做了决策，又开始工工整整地写起来。

今春到访时，文洁若刚刚为一家媒体写完《我与萧乾》的文章。3月里某天再约，她说那天她要去拜访中央文史馆现任馆长袁行霈——这个职位，萧乾生前也做过。

在复兴门外这个杂乱无章的套间里，除了少许照片和著作，并不容易见到丈夫的痕迹。但他又无时无刻不在文洁若的生命里。自1999年文学家萧乾去世后，编辑他的图书文集，向客人讲述和回忆丈夫，成为遗孀文洁若的日常任务。但她不会漫无边际，对于回忆二人的恋爱细节也没兴趣，“谈那些鸡毛蒜皮干啥。”

她最爱聊的是两人共同翻译《尤利西斯》的时光。“那四年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当时她六十开外，萧乾已过八旬。

林徽因赞萧乾“用感情写作”；冰心夸萧乾是多面手，会创作、会翻译、会报道。“像他这样的什么都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

然而天资聪颖的萧乾，中年时却遭遇坎坷，被戴上“右派”的帽子，满腹才学和新闻志向都只能放下，从记者、编辑转向文学翻译。朋友们都说他浪漫而感性，爱交朋友，长相活似弥勒佛，讲话叫人如沐春风。但同时又忧郁、懦弱、犹疑不决，自比为“断线风筝”，多次身处逆境。

文洁若则心无旁骛，潜心笔耕70载，成为翻译日文小说最多的翻译家，晚年更以与萧乾合译《尤利西斯》一鸣惊人，被中国译协授予“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工作是她人生第一要务，也是最大乐事。她个性与萧乾颇为不同：率直坚定，说话不绕弯，对物质要求几乎为零，不打量人情世故，也丝毫不顾忌他人眼光。

“我从来不哭，发泄一会儿就完了。说起来，我们没碰到过真正的坏人。要有真正的坏人，我不但保护不了萧乾，自己也赔进去。”文洁若大咧咧地说。“他（萧乾）当时看不到未来。嗨，中国文明几千年，还能这点儿（波折）都挺不过来？”

耄耋之年的她，在坚持翻译日英文学的同时，还在整理和补充《萧乾全集》，要等到2030年萧乾120岁诞辰纪念时推出。

“再活20年，我一点问题都没有。牙医都说了。”她笑得像个孩子。

北四环以南，宽阔的双向四车道马路上，天桥飞架，桥两侧高楼林立。鲜少有人了解，这里曾有一条军机处胡同，从今日的中关村西区穿过北四环到北京大学。

胡同的北半截已于解放初期修路时拦腰斩断，成了北大校园的一部分，只剩下两棵百年以上的老槐树佐证这段历史。南半截也在修筑五环路过程中，被夷为公路的路面和绿化带。

昔日的军机处胡同8号，便是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华的宅邸。

上世纪初有段时间，萧乾天天泡在老师斯诺这个中西合壁的住宅，听他畅谈。“他第一天来燕大上课就宣布，我不是来教而是来向你们学习的。”在萧乾看来，这个美国老师不是故作谦逊，而是真正虚怀若谷。

“斯诺从来就不是热门新闻的追逐者。他总是喜欢认真观察，并通过现象看到事情的本质。斯诺的高明之处在于不满足表面的一些公告或数字。他看到了一半记者所容易忽略的事实，在中国，那就是良心。”

斯诺的课堂，使年轻的萧乾坚定了当旅行记者、用文艺笔法写新闻的决心。

1935年到《大公报》任副刊编辑之后，他曾和画家赵望云跋涉到鲁西水灾区。《林炎发入狱》和《刘粹刚之死》等特写便运用了这种写法，让人眼前一亮。

很快，这个自诩为“未带地图的旅人”，如愿地走向了世界的另一端。

1944年，萧乾正式成为《大公报》驻英特派员，穿上了军装：美式，土绿色，头戴软帽，肩章上用金丝线绣着“中国战地记者”字样。所持证件背面写着：“此人如被俘，应依国际联盟规定，享受少校待遇。”

《水底的火焰》一书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影视研究所所长丁亚平指出：有个事实需要澄清，以前的各种报道、论文都把萧乾称为二战欧洲战场上惟一的中国记者。事实是，除了萧乾，欧洲战场上还活跃着几名国民党“中央社”的记者，余堤元、李树清、丁垂达、徐兆墉、任玲逊等。

能够成为“几分之一”，已经是莫大的兴奋。

萧乾由驻地向供职的《大公报》发回大量文章，包括著名的“伦敦特写三部曲”——《血红的九月》、《银风筝下的伦敦》和《矛盾交响曲》。《大公报》因此成了当时国内读者了解欧洲战况和战时英伦的重要窗口。

战时伦敦上空经常飘荡着大如飞艇的“防空气球”，多个成组合地同时放到空中，之间用钢丝相连成网，成为绞杀德军轰炸机的死亡屏障。萧乾管它们叫银风筝：“因为它们不但有风筝的庄严，飘逸，而且在秋风中也一样弹出铮铮响声。当它们规矩时，可以保护伦敦不至于成为华沙。德机永远不敢低飞，因而也就无从瞄准。”

他既写轰炸的惨烈和英军的顽强，也用文学笔调写出乱世里伦敦人的乐观。

写至此，外面警报又号叫起来了，声音同炸弹几乎同时到来。听，救火车出动了，这是生死隔一层纸的日子，但是壮烈的。我得钻洞去了，因为高射炮就在隔壁。

伦敦居民对这玩艺儿有些怕，可又好奇。最初，不少人都驻足观看，等它在天空一打转，再找地方掩蔽。希特勒也真会开玩笑。后来他把飞弹的规律改了：它在天空打个转儿之后，接着又往前飞去，指不定几个回合才往下落。我住的地方挨过炸……

警报鸣了，人们四散了。聋子还低首用帽子讨钱。一抬头，人不见了。他丧气地说：“嘿，票卖得可真快呀！”

——萧乾二战期间新闻特写节选

漫天烟火里，他也曾逃过一劫。一次他到别人家去度周末，主人夫妇出去赴晚宴，留他看家。刚刚上床，就放了警报，敌机随即飞临上空。萧乾穿着睡衣连忙躲到底层楼梯下面。

“只听见那幢三层小楼一声巨响，原来它中了烧夷弹。顿时楼上一片火光，四下里黑烟弥漫，令人窒息。在浓烟中，我被民间自行组织的救护队员背出火场，一直送到附近救护站。在惊恐中，我喝到一生中最美味的一杯热可可。”

萧乾曾随英军几次横渡德国潜艇出没的英吉利海峡，也曾随美军第七军挺进莱茵。从波茨坦会议到纽伦堡审判纳粹战犯，再到联合国成立大会，他都在场。晚年的他回忆，“倘若（在文学上）我什么也不曾找到，至少在这大时代里，我曾充当了一名消息的传达者。我从头到尾记录下一场打了6年的战争，而且写了它的前方跟后方。”

今天走进文洁若和萧乾曾共同居住近二十年的老房子，最显眼的照片就是摆在她床边桌上的那张黑白单人制服照。

面料软乎的拉链衫套着挺刮的白衬衫。抹了发蜡的大背头顺溜地侧分着，年轻人头歪向右侧，几乎要搭到右肩上。满满的开朗从眼眶溢出到眼角的褶子边。

“那是萧乾1942年的时候，在英国剑桥。”文洁若说。

春风得意，马蹄正疾。

1940年，萧乾在英国广播公司

“您喜欢萧乾什么呢？”我问文洁若。

“他呀，聪明，幽默，文章写得好，讲话风趣。”她不待思量地回答。

这也是大家公认的萧乾天性。

“他不是个乖学生，在辅仁英文系与系主任发生冲突，后来才转去燕京，他一点不和气、不老实。他喜欢歪着头照相，是个有天分的调皮鬼的样子。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