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健刚：为“社会”正名

介绍朱健刚的工作之前，请允许我先评析一下这些工作所处的时代背景。

在改革开放的诸多伟大成就中，“社会”的出现和正名恐怕是其中最重要、却最受忽略的一项。

此前的时代，社会为国家所吞噬，并无独立的存在，世俗生活的正当性不受承认。人们提到社会时，普遍带有明显贬义，“在社会上混”“和社会上的人混在一起”……诸如此类。它揭示出，在前三十年资源高度集中的单位制下，不进入体制，人生即没有努力的方向，连谋生都成为问题。社会作为体制的对立面，几无正面价值。

然而改革开放四十年后的今天，人们已经意识到，“在社会上”不一定就是混，可以经商，可以打工，可以有各种自由职业甚至在非政府组织里工作；不经由体制，人们也可以在社会上建立各种横向联系。“社会”，已经逐渐褪去负面意义。

如果说1949年标志着一个强大的独立主权国家的成立，意味着秩序的恢复，那么改革开放则意味着一种革命体制逐渐向正常体制的转化，意味着革命成为远景，社会开始生长。可以说，这也是众多仁人志士投身革命的“初心”。

朱健刚的工作唯有置于这种框架下，才能得到完整的理解。从上世纪末开始，陆续有一批人士走向民间，结合成志愿组织，推动教育、环境、社区、女性权益等民间公益领域的出现和发展。朱健刚即是他们中较年轻的一员。他在求学时就走出校园，脱离单纯的书斋走向城市街区，一方面是透过街区、透过百姓的日常生活观察时代的剧变，开展研究，另一方面也实际参与到社会力量的培育中。他与一些同道共同创办了扎根社区的志愿服务组织“热爱家园”，倡导以行动改变社区，在机构内部则将民主、公开和制度化等价值置于首要位置，展示了新一代NGO与众不同的价值追求。

告别学生时代后，他去到广州，一方面教书育人，一方面致力于搭建市民网络，推动公民慈善。他先后创办华南NGO研究中心、南方公益慈善研究院等机构，十多年间开展了对公益慈善和社会组织的行动研究，举办过公益组织的领导力协力营，并参与了5·12地震的救灾和灾后重建，参与推动各级慈善和社会组织立法。这些活动，既提供了志愿者交流和服务的平台，也见证了民间自组织能力的成长。不仅是广州，全国各地有数以千计的志愿者都曾受益于这些活动。

在他组织的论坛上，常常看到企业家、政府官员、学者、媒体记者、草根行动者以及青年学生共聚一堂，气氛平等，畅所欲言。我有幸曾参与其中，虽然被称为“老师”，但最大的收获却是作为学生，亲身学习，体会到了那种与北方迥然不同的公共氛围。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一些习惯就这样在这个国家的自由心灵中形成。”

正是在这些努力中，出现了今天所称的志愿服务的“广东经验”。我对这一经验有切身的体会。今天许多城市都不乏热心公益的人群，但广州的独特之处在于，这里的人们做公益更多出于一种社会的观念，而在其它地方，人们做公益的出发点更多是国家的观念。在广州，人们即使谈论国家也是从社会出发；人们意识到首先是社会生出秩序，而不是国家产生秩序（当然秩序的守卫仍然离不开国家）。在这里，社会已具雏形，不仅有了实体，也有了规范。

走出校园之后，朱健刚又将他在草根行动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带回课堂。他曾连续多年开设很有影响的“公民、社会与发展”课程，一边邀请社会行动者向学生讲授专题知识，分享行动经验，一边也把学生推向社会，围绕学生所选择的领域去实地见习，或者自行设计社区公益行动。这门别具一格的课程播撒了众多的种子。

获得知识又返回，这让人联想到柏拉图的哲学王比喻。然而除了这种表面的相似，再没有什么比这两者在精神上相距更远的了。对大学课程，朱健刚始终有一个理念，认为应该同时体现参与、对话和创造三种元素，也就是说使学生能够参与进课程，被赋予能力来和教师一起对真理和知识进行探讨。这里，在社会领域习得的民主和赋权精神被贯彻始终。

诚然，作为一位学者，朱健刚有更多的理论关怀。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他很早就放弃了跷跷板视角，一个强大起来则另一个必定弱小；相反，他认为强国家强社会是一种更可取、也是可行的模式。正是基于这种考虑，他毫不犹豫地走上了以社会建设为“业”（韦伯语）的道路。

曾有头脑灵活的学者提出共和国的历程是依次解决了挨打、挨饿和挨骂的问题，然而这依旧是以与外部的关系来界定我们自己，而不是从自我出发。如果我们沉入这几十年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中，就可以发现，社会的松绑和发育虽然不是改革开放最引人瞩目的成就，甚至也不是设计者的初衷，却是它真正可以一以贯之的精神实质。因为经济总难免周期波动，它的增长也有诸多的代价，不可能无限持续，今天我们已经意识到了调整的必要；但如果从社会建设的角度去理解改革开放，就会发现这是一项有待完成的、通往未来的使命，还需要更多的人付出艰苦的努力。朱健刚的选择恰好契合了时代的这一需要。

（本文刊于《289艺术风尚》2019/3-6月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