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飙：在锣鼓喧天中听叹息，在压城乌云里看霞光

项飙站立在中国学术界非常边缘的地方，却令中国研究刮起一阵旋风。这股旋风刮到今天仍是扑朔迷离，看不清它未来的形状，但它对年轻一代社会学和人类学学子的影响显然是深远的、持续的。对于步入中年的我来说，这种影响在我跟他一起上大学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不夸张地说，后来引我走上人类学道路的，是项飙和他早期的“浙江村”实地研究。

跟同时代很多学者相比，项飙是一个不走常规路线的人。这样“逆动”的学者在北京海淀区虽有不少，但立足边缘，独辟蹊径，却依然能在嫉妒心很重的主流学术界赢得尊重却不容易。有时候，他会让人觉得他已经站在“主流”之中，甚至有望成为主流中的主流，但是他终究还是自觉地归于边缘。他更多地跟田野中的普通人在一起，观察老百姓（他喜欢这个最贴地的用语）的真实生活，并且认为这些人日常行为的实践应该是所有宏大话语最终兑现的地方。

项飙的研究始终聚焦一个对象：移民。他的名字最早出现在学术界，是和北京“浙江村”的研究连在一起。和那个时候很多沉迷于西方理论的人不同，他背上一个书包，就走进了传闻中脏乱差却充满活力的温州人聚落。他趴在裁缝店的吊床上，兴奋地写着每天的观察笔记。在后来出版的《跨越边界的社区》里，他提出了“系”和“关系丛”的概念。这本书一直影响到今天的社区研究，英译本也在2005年出版。

项飙著《跨越边界的社区》（三联生活书店出版） 资料图片

项飙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没考托福就进了牛津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这是他学术研究的第二个阶段。那正是“西方学者看世界，中国学者看家乡”的时节，他再一次逆动，选择流动的印度人作为研究对象。为此他前往澳大利亚的悉尼和印度的海得拉巴，那是一段非常艰苦的历程，但他坚信如果“不尝试用自己的眼光看中国以外的地方，那么永远不可能形成中国的世界视野”。这让我们看到，他在移民研究的背后实际上关注了一个正在冉冉上升的时代命题：在所谓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将发生怎样的变化？

项飙以中国经验观察中国之外的其他族群，没有跟着西方人类学时髦的后现代思潮，去印证所谓“流散国外”的文化失根，而是发现了全球劳动力大转移中，那些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工人在嵌入过程中遭遇的不平等待遇。这种不平等，是他在“浙江村”研究中所忽略的；在浙江村的研究中，他更关心边缘群体的潜力和发展能力，但在对印度技术工人的研究中，他看到经济行为就是社会关系的一部分，劳动力市场的不平等对于全球资本主义有着重要的影响。他的《全球“猎身”》获得了2008年美国人类学会的安东尼利兹奖（中译本于2010年出版）。

项飙著《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王迪 译，北京大学出版社）资料图片

项飙顺利成为牛津大学教授后，似乎进入了学术研究的第三个阶段，他回到中国，开始用他者的眼光重新审视自己的出发地。这时候他的理论视野和人文关怀已经很不同于以往，但是对边缘群体的关注却始终不变。他看到世界在某些学者那里被置于地方之上，一切要顺从世界的中心；但在另一些学者那里，“中国”又被处理成世界的被动组成部分，只会大声说“不”，时刻准备着自尊心受伤，而不能形成真正的主体意识。这两部分学者，在他看来都有认识的共同盲区，仿佛世界只有一个霸权的中心，一个决定性的运行逻辑。他不承认这种二元对立，而是努力去理解常常被忽略的国家内部的多样化“社会”，尤其是那些边缘群体，那些老百姓，例如东北的输出劳工。他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些普通人的关注。在他的眼中，世界不存在一个独立的、稳定的、超越地方和主宰地方的世界规律和世界理论，世界是由多个他者和自我在多方面、多角度互动过程中产生的显象。

他重新用汉语和同胞更密集地对话，也发展出普通人的国家理论。在那个国家理论里，他认为国家与社会没有分野，一个框架性的国家整合着普通人对社会整体的理解。他提出一个可能还有许多争议的观点，强调国家从公共秩序出发的普遍参与，而要构造这种国家和普通群众生活的关系，执政集团应该发挥关键作用。今天我们看到了他预测的这种趋势，但又有所不同，因为他希望的仅仅是思想和理论上的领导。

不管怎样，他的田野调查，他的理论洞见，他的学术格局都是独特而发人深省的，他正面应对了时代，却没有去迎合世界。他没有让自己成为中心，他反对那样的中心。他选择逆动——按他的理解，就是贴着地面去理解具体的个人，就是回归和他人不可分割的自己。他的工作，如他自己所说：在锣鼓喧天中听叹息，在压城乌云里看霞光。

（来源：289艺术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