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读书生活

陈致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学术副校长，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院长。 （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4月11日《南方周末》）

小时候读书，可以说是没有什么选择。既没有选择的能力，也没有太多选择的机会，借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因为除了马恩列斯毛以外，一般人家里都所剩无几。一般知识分子家庭里总会有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五册、《水浒传》和《红楼梦》。1970年代中后期，陆陆续续还有章士钊的《柳文指要》、李贽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这些书之所以在人家和市面上看到，总是因为特殊的政治原因。比如《水浒传》就是批林批孔批宋江的时候，悄然上市的；李贽的书则是提倡“造反有理”的时候大量刊行。当时我们最不理解的是《柳文指要》和《红楼梦》，直到多少年之后才明白怎么回事。

老话说：“男不看水浒，女不看红楼。”父母从事科学事业，在这方面可谓疏于管教。我小时候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就是《水浒传》；大姐陈叶、二姐陈宜看的第一部好像就是《红楼梦》。关于《红楼梦》，父亲曾严令十五岁以后才可以读，但是这禁令形同虚设，我们三个都在这之前就读了。大姐读了以后特别喜欢里面的诗词联句，经常挂在嘴边的是黛玉的《唐多令》“粉堕百花洲，香残燕子楼”。我喜欢的则是宋江的反诗，还有《三国》里的“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我们姐弟一度沉迷到，还模仿林黛玉、史湘云等联句，走在当时永定路三间房的马路上，拼凑着五个字的句子，大约都是半通不通，不知所云。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北京市民都不敢住在家里，外面到处都是用木材和油毡搭起来的所谓“抗震棚”。那个时候我记得看得最多的是一本1915年出版的《辞源》，一本是王力的《汉语诗律学》。前者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