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耿：中国经济处在关键时刻

中国经济在宏观和微观层面上面临的最关键、最迫切的挑战是什么？中国持续增长的关键障碍是什么？能否在今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持续高速增长？什么样的改革可以最好地帮助中国面对复杂的国内国际形势及挑战？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挑战及相应的艰难政策选择：
中国的劳动力过剩及农民工隐性失业；
中国的剩余资本和央行的货币政策困境；
负利率下股市与楼市的剧烈波动和泡沫；
价格管制、国企垄断及资源的浪费。

中国一个基本的国情是劳动力过剩和农民工的隐性失业。2006年中国流动农民工1.19亿，农村劳动者3.62亿，两项相加，中国有4.81亿非技术工人。这些人中许多都处于未充分就业状态或者希望换一份收入更高的工作。当民工或者农民出于某种原因停止工作，并不会被官方计入失业统计数据中，就构成了隐性失业人口，也就是剩余劳动力。

当前问题的特别之处在于劳动力过剩和资本过剩的同时存在。资本过剩源自中国的净出口，体现为巨额国际收支经常账户顺差 （主要是贸易顺差），2006年达到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9.4%，2007年已达11.3%。

尽管人均资本存量极其低，中国实质上却保持着资本过剩，并将过剩资本出口到人均资本非常富裕的美国，为其过度消费融资。对于一个有丰富的剩余劳动力的国家，中国显然是需要资本来为其剩余劳动力创造就业机会。为什么不用自己过剩的资本来雇用自己过剩的劳动力呢？

答案很简单，但却往往被忽视。中国将剩余劳动力与剩余资本有效率地结合使用来创造增加值的制度阻力太大，也就是剩余劳动力和剩余资本之间的交易成本很高。更确切地说，阻挠资源更有效配置的根源在于资本市场及其他生产要素市场效率不高，比如存在高度扭曲的价格，包括负的实质利率及能源和原材料的价格管制。

负的实质利率使得资本的价格太便宜但获得资本的行政障碍太高 （获得信贷配给额度的交易成本太高）。要素市场的价格管制又使得能源、原材料、自然资源太便宜，但往往要排队、找关系才能买到。这些价格扭曲才是央行货币政策困境、中国地方政府、企业及个人投资冲动、股市楼市波动及泡沫的根源。

央行的货币政策困境
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资本流入，绑架了央行的货币政策（央行不敢加息），最终导致负利率及相应的股市、楼市波动及泡沫。

中国的经常项顺差常被误认为是人民币被低估的证据，导致央行从2005年开始，放弃了1994年至2005年间实行的人民币基本上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从2005年7月至今年6月，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8.3升值到6.9。

但我认为汇率水平不是中国经常项顺差的根源，顺差的根源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中国的价格管制及对环境监管不力导致的生产要素成本偏低，鼓励了出口，而不鼓励进口。出口企业过去不仅享受税收优惠，还不知不觉享受低价的土地、水、电、油、煤等生产要素。

另一个是中国的出口障碍（或称出口交易成本）由于全球供应链的高效率而大大下降，而进口的障碍（或称进口交易成本）由于居民收入及购买力的不确定性而居高不下。其中缺乏良好的医疗保险、失业、退休及社保救济制度对中国居民收入及购买力的不确定性影响最大，迫使中国老百姓必须保持很高的储蓄率，并不敢放开消费。而政府计划及监管部门对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的滞后也影响到投资及消费，如许多地区对地铁、铁路、街道及社区配套设施的投资滞后于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及城市化进程。

人民币升值并不能直接针对以上由于制度缺陷（要素价格管制太多、环保节能监管太弱、收入保障制度欠缺，社区配套设施建设计划滞后）而导致的进出口不平衡。通过人民币升值虽然可以间接地刺激进口、打击出口，以上制度缺陷导致的资源配置浪费将继续以其他方式存在，如高能耗、对环境的破坏及过高的储蓄率、城市塞车、新楼盘空置率高等现象。

更为麻烦的是，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的资本流入，绑架了央行的货币政策（央行不敢加息），最终导致负利率及相应的股市、楼市波动及泡沫。

人民币升值的速度在最近一年加快，上升了近10%，导致大量的投机资本流入。中国的外汇储备从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