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暑假阅读】王铭铭——社会篇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
看世界，读中国——名家推荐：２００７暑假阅读书目
王铭铭
年 龄 ４５
现 职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 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
“身未动，心已远。”话虽已成旅游广告，却又是在讥讽旅游——时下海外游历，多为“身已动，心未远”。
知识分子之游历又如何？借法兰西友人Ｎｉｃｏｌｅ Ｌａｐｉｅｒｒｅ的书名一用——思想旅行之原旨为，令我们身心暂离故土，“在他处思考”。我们做到这点了吗？读钟叔河先生之《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在找到自信的同时，也找到了另一番体会?押“在他处思考”，是一条漫漫长路。
“混合心态”，在以下几本书的“解读”中能得到显现：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岳麓书社，１９８５；社科文献，２００７）。戊戌变法失败后?熏康有为流亡国外时写下此书。康氏 “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其间，将大量笔墨奉献给意大利和法国。思想跳跃于中西之间，《欧洲十一国游记》对于中欧一统与分化的历史提出了至今仍有意义的诠释。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６；社科文献，２００７）。此为梁氏１９０３年赴美洲游历的实录，生动表述了一位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家对于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认识。梁启超对于美国之城市化浓墨以描，且以美国从抗英到独立之进程为主线，叙述其对共和制实质之质疑。尤值重视者，梁氏此书所表露出的对于共和政体之失望?押“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此话意味深长。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中西二分的世界观在近代中国思想中取得“文化霸权地位”之后，梁氏此书重点在于呈现中国、印度、西方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路向”之鼎立状态，对于我们今日理解世界，甚为重要。梁氏认为，西方文化以历史目的论为特征，所走的是“向前的路向”，中国文化的主调为调和、持中，而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此书之“中国中心论”奠基于跨文化比较，其对于未来文化演进之思考，堪称精彩。国内关注梁漱溟者，多只了解其乡村建设之思想，而忘却中国乃是一个有世界观的天下，而梁氏对此说了不少“大话”。
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辽宁教育，２００５）。可视为这位１９６０年代神秘消失的政治思想家之海外随笔。１９３５年，储安平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系，游学欧洲，途中形成成熟的政治理念，选择英国为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储安平的“他者之心”。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鸦作者的多种文集均有收录）。顾准于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间展开西方文明的中国式探索。该笔记旨在比较中西文明，以希腊城邦制度为“表现形式”，透露出其对“东方专制主义”之忧思，为自由思想家之风范。
以上书目，选修我在２００７年于北大开设的“海外民族志”课程的青年才俊们都已“解读”过，此处重述之，猜想有意踏上“思想旅程”的同好，会有一定兴趣。
之所以在北大开课大谈中国人眼里的“非中国”，是因为考虑到：获得一种从中国的观点看世界的知识力，对于新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再重要不过了。
开放时代，“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号召一呼百应，而国人却不知中国与世界本非二分。“让中国走向世界”，那不等于是在说“中国在世界之外”吗？
除了质疑，固然还是有些许学术想法。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中国人文学，多聚焦于中国自身。我们喜欢看自己。尽管“看自己”不该以拒绝审视他人为前提，但数十年来，知识上的这种“自力更生精神”，却害得我们丧失了深度了解世界的愿望。
人文学，应以事例诠释整体世界。中国人文学若缺乏世界解释力，或缺乏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跨越的本事，则即使我们再渲染自己的“独到之处”，亦无法摆脱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身份。
今年上“海外研究”一课时，我要求学生广泛阅读自古以来中国自己的海外论述。课的前半段，我占用了多数时间，啰嗦中国的“天下观”，我轻狂却不无沉重地言说《山海经》、《穆天子传》、《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等众多古书里的“中国式西方学”，断言，在西方出现东方学之前的数千年，中国已存在着“西方学”，这门不怎么能以现代科学来衡量的“学”，先以“东方君主”穆天子朝拜西王母为起点，到汉唐时期继之以“佛教征服中国”，生成“西方极乐世界”之理想，随着海上交通之发达，则又渐渐自陆至海，至迟于元明，即已生成了“中国式西洋理论”。
说古史，为的是看近代。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摇摆于种种“西方学”之间，或以西方为“他处的理想国”，或以西方为“恶之花”，或二者兼之。
另外，中国人类学家中，似长期有对海外进行“客观研究”之努力，如吴泽霖《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东方人的态度》（中央民族学院，１９９２）、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北京三联，１９８５）、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华夏，１９９０）、乔健编著《印第安人的诵歌》（广西师大，２００４）等等，均属此类。这些书与前面罗列的五部以“跨文化政治哲学”为书写宗旨的旅行记及随笔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意味着，迄今中国人类学在此一方面之“境界”，早已被康有为等“不得已而远行者”所抵达）。
至于中国人文学“走向世界”之意义，钱锺书先生曾出妙语：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钱锺书序，钟叔河《走向世界?押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熏页２）
一方面，我们再如何也不能将自己疏离于世界之外，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再如何也是世界本身——深刻！可叹！
王铭铭
年 龄 ４５
现 职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 社会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中国社会与文化研究
“身未动，心已远。”话虽已成旅游广告，却又是在讥讽旅游——时下海外游历，多为“身已动，心未远”。
知识分子之游历又如何？借法兰西友人Ｎｉｃｏｌｅ Ｌａｐｉｅｒｒｅ的书名一用——思想旅行之原旨为，令我们身心暂离故土，“在他处思考”。我们做到这点了吗？读钟叔河先生之《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中华书局，２０００），在找到自信的同时，也找到了另一番体会?押“在他处思考”，是一条漫漫长路。
“混合心态”，在以下几本书的“解读”中能得到显现：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岳麓书社，１９８５；社科文献，２００７）。戊戌变法失败后?熏康有为流亡国外时写下此书。康氏 “流离异域一十六年，三周大地、遍游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路”，其间，将大量笔墨奉献给意大利和法国。思想跳跃于中西之间，《欧洲十一国游记》对于中欧一统与分化的历史提出了至今仍有意义的诠释。
梁启超：《新大陆游记》（东方出版社，２００６；社科文献，２００７）。此为梁氏１９０３年赴美洲游历的实录，生动表述了一位近代中国政治思想家对于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认识。梁启超对于美国之城市化浓墨以描，且以美国从抗英到独立之进程为主线，叙述其对共和制实质之质疑。尤值重视者，梁氏此书所表露出的对于共和政体之失望?押“吾游美国，而深叹共和政体，实不如君主立宪……”此话意味深长。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６）。中西二分的世界观在近代中国思想中取得“文化霸权地位”之后，梁氏此书重点在于呈现中国、印度、西方三种不同类型的“文化路向”之鼎立状态，对于我们今日理解世界，甚为重要。梁氏认为，西方文化以历史目的论为特征，所走的是“向前的路向”，中国文化的主调为调和、持中，而印度文化则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此书之“中国中心论”奠基于跨文化比较，其对于未来文化演进之思考，堪称精彩。国内关注梁漱溟者，多只了解其乡村建设之思想，而忘却中国乃是一个有世界观的天下，而梁氏对此说了不少“大话”。
储安平：《英人、法人、中国人》（辽宁教育，２００５）。可视为这位１９６０年代神秘消失的政治思想家之海外随笔。１９３５年，储安平留学英国伦敦经济学院政治系，游学欧洲，途中形成成熟的政治理念，选择英国为中国的“政治模式”。是书淋漓尽致地表现出储安平的“他者之心”。
顾准：《希腊城邦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２?鸦作者的多种文集均有收录）。顾准于１９７３—１９７４年间展开西方文明的中国式探索。该笔记旨在比较中西文明，以希腊城邦制度为“表现形式”，透露出其对“东方专制主义”之忧思，为自由思想家之风范。
以上书目，选修我在２００７年于北大开设的“海外民族志”课程的青年才俊们都已“解读”过，此处重述之，猜想有意踏上“思想旅程”的同好，会有一定兴趣。
之所以在北大开课大谈中国人眼里的“非中国”，是因为考虑到：获得一种从中国的观点看世界的知识力，对于新一代知识分子而言，再重要不过了。
开放时代，“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的号召一呼百应，而国人却不知中国与世界本非二分。“让中国走向世界”，那不等于是在说“中国在世界之外”吗？
除了质疑，固然还是有些许学术想法。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的中国人文学，多聚焦于中国自身。我们喜欢看自己。尽管“看自己”不该以拒绝审视他人为前提，但数十年来，知识上的这种“自力更生精神”，却害得我们丧失了深度了解世界的愿望。
人文学，应以事例诠释整体世界。中国人文学若缺乏世界解释力，或缺乏在自我与他者之间跨越的本事，则即使我们再渲染自己的“独到之处”，亦无法摆脱作为“地方性知识”的身份。
今年上“海外研究”一课时，我要求学生广泛阅读自古以来中国自己的海外论述。课的前半段，我占用了多数时间，啰嗦中国的“天下观”，我轻狂却不无沉重地言说《山海经》、《穆天子传》、《大唐西域记》、《岛夷志略》等众多古书里的“中国式西方学”，断言，在西方出现东方学之前的数千年，中国已存在着“西方学”，这门不怎么能以现代科学来衡量的“学”，先以“东方君主”穆天子朝拜西王母为起点，到汉唐时期继之以“佛教征服中国”，生成“西方极乐世界”之理想，随着海上交通之发达，则又渐渐自陆至海，至迟于元明，即已生成了“中国式西洋理论”。
说古史，为的是看近代。
近代以来，知识分子摇摆于种种“西方学”之间，或以西方为“他处的理想国”，或以西方为“恶之花”，或二者兼之。
另外，中国人类学家中，似长期有对海外进行“客观研究”之努力，如吴泽霖《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东方人的态度》（中央民族学院，１９９２）、费孝通：《美国与美国人》（北京三联，１９８５）、许烺光《宗族、种姓、俱乐部》（华夏，１９９０）、乔健编著《印第安人的诵歌》（广西师大，２００４）等等，均属此类。这些书与前面罗列的五部以“跨文化政治哲学”为书写宗旨的旅行记及随笔之间有“异曲同工”之妙（这也意味着，迄今中国人类学在此一方面之“境界”，早已被康有为等“不得已而远行者”所抵达）。
至于中国人文学“走向世界”之意义，钱锺书先生曾出妙语：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人走到哪里，哪里就是世界，就成为人的世界。（钱锺书序，钟叔河《走向世界?押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熏页２）
一方面，我们再如何也不能将自己疏离于世界之外，另一方面，我们的生活再如何也是世界本身——深刻！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