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芷珍　忆半生修书往事，40年后“冷板凳”依旧

一位修书40年的古籍修复大师，如何看待传统技艺与现代科技的碰撞，以及这个行业人才培养的前景与矛盾

童芷珍 图 / 彭辉

2000年，一位姓阮的中年男子带着一本破损严重的竹纸古籍《绣像今古奇观》，来到了上海图书馆，专程拜访古籍修复专家童芷珍。

书的主人所拿古籍为明代刻本，且为市面上流传甚少的双图版本，是其重金购得。然而书页的竹纸已失去韧性，稍不小心一碰，就会一片片掉下来。这本书还遭到过“野蛮”修补——有人曾用粘合剂将破损的书页粘在一起，有几处开裂的地方还用很厚的黄色机制纸粘连，以至打开书页都非常困难。

来上海图书馆前，阮君曾四处奔波，找到苏州、上海等地的修复人员，都被回绝。

“不遇良工，宁存故物？”古籍珍贵，修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每一次动手，都需要纯熟的技艺。

彼时已有28年工作经验的童芷珍接下了这本古籍。为把粘在一起的书页分开，她想了好几种办法——有的地方将布面放在粘贴处，用沸水烫；粘得更紧的地方，则需在书页上抹一点浆，把毛边纸粘贴在书页上，等浆糊干后，借用毛边纸的拉力，慢慢试着打开，再行修补。最后，依照事先拍好的照片，把所有揭下的书页按正确位置修复完整。

为修好这本书，童芷珍前后用了一个多月。遇上损坏严重的古籍，要尽可能达到完美的修复效果，即使是高手也难免耗时长久。而从用面粉手工制作浆糊的准备工作，到“洗、揭、补、全”的核心步骤，每一步要想恰到好处，无不需要经年累月习得的经验与手感。

技艺和经验的高要求，某种程度上导致了传承的式微。而另一方面，破损古籍数量之大，也使得对修复人才的需求长期不减。

“现在好多了，有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还有传习所。”十几年后的今天，童芷珍这样说。出于古籍保护与修复的严峻现实，专授修复技术的学科陆续设立。2001年，南京第三十八中学开设古籍修复专业（中专）。此后，大专、本科乃至专业硕士的古籍修复专业逐渐开设。

然而，这一相对冷门、要求潜心静气和长年经验的工作，对如今的年轻人来说，缺乏足够的吸引力。古籍修复岗仍是一张还未捂热的“冷板凳”。

这张板凳，童芷珍已经坐了四十余年。从1972年进入上海图书馆工作，她已记不清自己修过多少本古籍，这其中有宋刻本《左传》《资治通鉴》，清朝的康有为手稿《大同书》、翁方纲题跋的《淳化阁帖》等一大批国家一二级古籍文物。

不同于工作时的专注沉静，年近古稀的童芷珍与人交谈时总带着孩童般的灿烂笑容，讲话掷地有声，眼睛明亮有神，性格和衣着风格一样干练。谈到自己修过的古籍，她最喜欢讲的还是那些需要动脑筋的作品。

古籍修复讲求保持原貌、少修或不修、利于保护的原则。如何在修复后尽可能与原貌相似，如何“少动刀子”，如何修得雅观精美，修复师不仅要细心、耐心地“动手术”，也需要灵活思考，准确“诊断”，给出最佳的“治疗方法”。而这些，是当下的现代科技难以代替的。

每次都有新鲜感与成就感

纸张脆化、受潮霉变、风吹日晒、虫蛀鼠咬……古籍破损的原因常常相似，但其形态却多种多样。有的是书页中缝裂开，有的则孔洞连片，有的如烧焦似的一碰即碎，有的是失去韧性粘在一起，变成“书砖”。童芷珍说，每一次修不同的古籍都能收获新鲜感和成就感。

曾有人慕名而来，请求童芷珍帮助修复一册版本较早的拓本。这册拓本已有前人修复过，却是直接将一条条的拓片条粘贴在毛边纸上，条与条的空隙处用黑色的墨纸张粘贴在上面，突兀难看。童芷珍发现剪裱的拓片面是粒状的，于是找到材质相仿的纸张，拓在大理石不光滑的背面上，做出凹凸感，和原来的碑帖非常相似。再用它来修补，就更好地达到了“整旧如旧”的效果。这样一个“思考创造”的过程，让童芷珍觉得很愉悦。

除清污、揭裱、托裱、修补等各种技艺外，修补材料也至关重要。童芷珍平时有意识地收集各种各样的纸、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