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南地、南人、南物

这是我家院子，昔日眷村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拆了，这是少数留下供参观的。砖墙那边是4号，住着刘伯伯一家，刘伯伯虽是退休的将军，为了生计也只好自制煤球来卖，我私下叫他为“煤球伯伯”。长大才知道这位名叫刘放吾的将军大有来头，在抗日战争中是孙立人的手下骁将，曾于滇缅战争中立下大功，救了数以千计的英军性命，英女王曾努力寻此人以求报恩，这整排房子现由屏东文化局重修供参观。（张晓风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9年3月7日《南方周末》）

1954年搬到屏东，那以后就没有再搬过家了。我从来不知道，那竟是我们家最后一次搬家。母亲的搬家本领后来也就没有机会再展现了。

啊，如果我能预先知道那是我们家最后一次搬家，我会更珍惜吧！但，世上又哪有“早知道”这件事呢？

一

1954年，我十三岁。

那个暑假，我觉得自己是全台湾最悲惨的小孩了。

什么事使我伤心郁卒惶惶然不知何从？原来，我必须离开台北了。台北，那时候我已住了五年，是我出生以来住得最长最久的城，其他的城，长则住两年，短则住几个月，日子过得像一只小漂鸟。

台北极大，小孩如我慢慢竟也摸索出在这个城里生存的诀窍。譬如说，放了学，从北一女步行到汽车站去坐十号公交车，半途经过新公园，便不妨跑进博物馆去蹓跶一下。博物馆也极大，我一般只停留在一楼，正中间那里。像中了魔似的，我会走到一只云豹的标本前站住，我猜那标本是日本人制作的，那只云豹一点也不美丽，毛色黯淡，眼睛假假的，体型跟猫差不多，我不知道自己迷上它的哪一点，只知有空就想去看它一下。我猜想，我是预知有些生态的大浩劫要来，身为小孩，说不清楚，甚至想不清楚，我也不把自己和云豹的约会告诉任何人，总觉得其中有些神祕的默契是不宜让第三者知道的。

台北让我最不舍的当然是北一女，在我看来，同学几乎个个都是才女。更奇特的是，这些才女中有些竟然身兼绝色美女，上天有时厚爱某些人，真是叫常人不知说什么了。我班上有位姓罗的同学，是一位莹润似古玉的美丽女子，我有时看她都不免看呆了。

然而，我要离开了，我要离开了，父亲调职到凤山，眷舍会安排在屏东——而屏东，屏东又是个什么鬼地方啊？

我是个小孩，其实能拥有的不多，要说割舍，我哪有什么可以称之为割舍的割舍。但不知为什么，心中既痛楚又不甘，为什么？为什么我不能再去看云豹标本了？为什么好不容易在校园某丛幽篁中发现的可以坐下来看书的“大石头基地”再也不能去独享了……

母亲因为娘家有钱，又深得外公宠爱，所以在过日子方面不太能干。但她有一事却十分厉害，她擅长捆行李，利利索索，像搬家公司聘雇的专业高手。

我那时小，凡事不懂往深里想，搞不清楚妈妈为什么那么善于捆行李，捆行李这种绝活现在已经消失了。从前逃难或旅行都得自己带着棉被（连故事里的崔莺莺去跟张生幽会，也都扛着自备的棉被呢）。家里贵重的东西放樟木箱或皮箱，其他杂物就用粗绳加毯子或油布捆好。捆时要有技巧也要有力气，否则长途颠簸，准会一路散落。

我后来由屏东去台北读大学，母亲还帮我捆过几次行李。我看她那娴熟老练的手法，忽然悟出来了，哎呀，这里面藏着许多悲惨的细节哪！母亲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