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非升即走”：要科研，不要教学？
2014年，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到了“非升即走”的最后期限。学校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毕业生共计五十多封、四万余字请愿书，他们称方艳华“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希望校方留下这位“好老师”。
责任编辑：吴筱羽 实习生 曾栎萤
“非升即走”政策是否需要调整、教师评价体系中学生的发言权有多大，成为公众讨论的热点。
（本文首发于2019年1月24日《南方周末》）
2014年，清华大学外文系讲师方艳华到了“非升即走”的最后期限。学校收到来自世界各地毕业生共计五十多封、四万余字请愿书，他们称方艳华“因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导致科研成果不足”，希望校方留下这位“好老师”。
越来越多的高校新进教师都要面临“非升即走”的考验。
这一起源于美国高校的终身教职制度，1994年前后由清华大学率先在部分院系试点。此后，不少高校陆续启动类似改革。
2015年宣布聘期制改革的武汉大学起步算晚，制度实施之初，武大主要对标了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南京大学等高校。
施行该制度的高校普遍采用了“3年+3年”两个聘期的做法。规定在聘期内晋升为副教授者，便可以转为固定编制，首个三年没有通过的可续聘三年，还是无法升任副教授的将予以解聘。
近期武汉大学的聘期制风波再次将“非升即走”推到风口浪尖。实际上，这一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长期争议不断。
“动真格”曾困难重重
越来越多学校开始动真格。
厦门大学副教授丁煜曾在一项研究中指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非升即走”为核心的高校教师退出机制难以得到有效执行，解聘合同到期后没升的教师困难重重，试点高校普遍存在走不动的问题。
“在之前，真正实行‘非升即走’的学校其实不多，很多学校嘴上说要改革，但最后绝大多数人都留下了，真正摊牌赶人的很少。”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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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小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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