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我的朋友

 这是柏杨给我的最后一封信。

2008年4月29日，柏杨走了。

他没有遗憾，只是恋恋不舍，不舍他对妻子的爱，不舍他对人的爱，不舍他对家国的爱。

我和柏杨1950年代就认识了。说来是老话重提了。我是“自由中国”的编委和文艺编辑。在那时的一片文化沙漠中，突然收到郭衣洞的小说“幸运的石头”，特别清新，立刻登出来了。编辑委员会上，雷震先生大叫好。接着郭衣洞又来了一篇“被猛烈踢过的狗”，又立刻登出来了。他嘻笑怒骂当时的官场和所谓的“尊师重道”。

 我们各自生活的沧桑，时断时续的友情，一直到1980年代，才又继续下去。

1968年1月2日，柏杨翻译的《大力水手》漫画刊于《中华日报》，他将“fellows”译为《全国军民同胞们》。3月7日被调查局以“共产党间谍”和“打击国家领导中心”的罪名被捕，囚禁火烧岛九年多。1977年4月1日，才被释放。他出狱不久，1979年2月4日给我写了信，托孙观汉先生从台湾带到美国转给我。一纸短笺，寥寥数语，却有千斤沉重。他只是说曾向一老友探听我的地址，那人说聂华苓去过大陆，劝诫他以后不来往为宜。他的信件都要经过检查，也就不敢写信了。

华苓:

    特请孙观汉先生代我转达我的怀念。似乎是，我们都已老了。昔日相聚，恍如一梦。而变仍未已。无法尽言。

    郭衣洞，1979，2，4，台北。

我离开大陆30年后，在1978年和PAUL以及两个女儿，去故乡探望久经离乱的家人。那时我们得先到香港，从九龙坐火车到罗湖，走过长长一条桥到深圳。戴天和古苍梧一路送我们到罗湖桥口。他们说：要看聂华苓过桥。我们一家顺着“往中国”的箭头向前走。走到桥上，我站住了。回头看看——30年了，我走过好长好长一段路啊。

如此沉重的心情，却给当时的政治抹黑了。从此我回不了台湾了。接到郭衣洞那纸短意长的信，恨不得马上见到他和新婚的妻子张香华，非常希望他们能来爱荷华。但是，他的狱史，我的“亲匪”，都是他在台湾离境的障碍。我甚至没有回信。

一直到1984年春，我才打电话给郭衣洞，探问他是否愿来爱荷华。

华苓:
听到你的声音，非常高兴。人生有很多变化，距最后一次见面，(仿佛在巴士上)，匆匆将近三十年。将近三十年中，你有很大成就。而我却坐了十年牢。感慨良多。

感谢裴竹章先生。我另一函，请代转谢。另外，寄几本关于我的书。一份送你。 一份请代送裴先生。并不是showoff，而只是介绍我出狱后干些什么。免得我喽喽嗦嗦自我介绍，使你厌烦。

郭衣洞
一九八四，四，二十五，台北

1984年秋天，他和张香华终于来到爱荷华。柏杨日夜埋首“柏杨版资治通鉴”的写作，每月一书。他们住在爱荷华河边的五月花公寓，我家在河边小山上，就在五月花旁边，他和香华常在晚上散步到我家聊天。有时香华疲倦，他一人来我家。我们无所不谈。奇怪的是，他和PAUL语言不通，但语意可通。彼此欣赏，一同大笑。

他说：“华苓，你和我都有晚来福。你有PAUL，我有香华。”

他听我们谈到卡特总统是喜欢诗的人。1980年1月，正当激烈的伊朗学生占领德黑兰美国大使馆，扣下六十多美国人质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