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令 越是绝境越要野蛮生长

图 / 受访者提供

他的人生已经从“绝地反击”变成“绝地生花”。反击还是对抗的姿态，“绝地生花是更柔的，你一个拳头打过来，有可能我用一个笑容、一朵鲜花送过去，这会产生一种更大的能量”

澳头科考码头有一条长长的甬道，从陆地伸进海峡，厦门和金门分立在海峡的两边，猎猎海风劲吹，陈文令那些标志性的小红人占领了这条通道，他们或爬上灯塔，或漂浮海面，咧嘴欢笑。甬道的开始是陈文令近年的新系列《共同体》，一个赵州桥式的巨型拱门，上面挤满了各种指涉的象征物：倒立的自由女神像被奋起的公牛顶住了腰部；俄罗斯狗熊用明式太师椅平衡着一把算盘；此外还有愁容不展的大卫、轮胎、气球和头部朝下的花瓶，拱门两端的负重物，一端是仰首的神龟，另一端是面目模糊的群众。

大病初愈的陈文令几乎把这次个展办成了一次归乡会，乡亲发小多年师友从全国各地奔来，看这个被癌症折磨了几年的男人继续像工作狂那样劳动，用沙哑的嗓子放声而笑，那是他的生命观：活着，用力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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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猛海鲜闯北京

随着陈文令在艺术界的崛起，他标志性的小红人已经成为一个传奇。在此之前，从21岁到31岁，有十年的时光，他蜗居厦门，“一直处于边缘，极度贫困，连工作室都租不起，每天在鼓浪屿的树下做作品，雕塑没有材料钱，就捡一些破木头做一做，也不翻模，没钱，弄一弄就丢掉，一板车一板车地丢。”

小红人最初的原型是白色的，想找美术馆做展览，发现美术馆的内墙都是雪白雪白的，瘦瘦的小白人一进白空间就消失了，于是他把它们改成挑衅式的大红。

但是依然找不到美术馆愿意接受他做展览，从厦门进京的草根艺术家，在主流们的眼光里，“我就是一个农民一样，找了很多人，也没人搭理我。我就从北京回来，回到我住的海边。我想，上帝也没有规定不能在海边展览，为什么一定要在室内才算展览呢？”

于是他卖了一套房子，没有策展人，自己张罗一切，办了一个展览：漆成大红的“羞童”，全身赤裸，精瘦，一副营养不良的乡下孩子模样，自护其短，但是依然元气淋漓，嬉笑着，在海边一字排开。这马上成了轰动一时的事件。厦大的教授、学生，民工、乞丐，贩夫走卒，都来参观留影，当地的媒体也来了，小红人一炮而红。

厦门大学的童炎一直记得他当时为小红人写的艺术评论，标题是《边缘中的边缘人》。陈文令在离开厦门去北京发展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