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竹简与百年清华的相遇
“发布《摄命》,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失传的古文《尚书》一篇,为古文尚书证伪又添一例。”日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黄德宽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成果发布会上如是说。
“发布《摄命》,我们又一次发现了失传的古文《尚书》一篇,为古文尚书证伪又添一例。”日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常务副主任、清华大学人文讲席教授黄德宽在《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捌)》成果发布会上如是说。
随着《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八辑发布,新整理出的8篇失传两千年的重要文献面世。十年八辑,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破译文明密码的步履不停,在“清华速度”中交出一份令学界满意的答卷,也在数量繁多、内容丰富的竹简中不断寻求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新发见”。
惊世发现,复原重要历史“拼图”
2008年7月15日下午,一位远道的神秘“客人”抵达了清华园。它,就是后来被人们称为“清华简”的近2500枚珍贵竹简。简的年代,据AMS碳14年代测定,为公元前305±30年,相当于战国中晚期之际。
面对这批足以媲美孔壁中经与汲冢竹书的惊世发现,11位相关领域专家在鉴定意见中写下:“这批战国竹简是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物,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前所罕见的重大发现,必将受到国内外学者重视,对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文献学等许多学科将会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
如何复原这份幸免于焚书坑儒与秦汉战火的重要历史“拼图”?由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古文献学家李学勤先生牵头,清华简的研究工作在学者们紧张和震撼的情绪中正式启动。
甫一入藏,为了保护“如面条一般脆弱”的竹简,老师们放弃了一切休假,开始了整整三个月的抢救性清洗保护。李均明、赵桂芳两位老师被称为是“长在保护室”里的人。李均明老师197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古典文献专业,学生时代即参加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的整理工作,被称作“见过全中国最多简牍”的人。
进入竹简的进一步保护和拍照,李均明老师带领博士生贾连翔与美术学院摄影实验室合作,在工作实践中他们发明的“饱水拍摄法”解决了残留水珠的反光问题,使所成照片极为清晰。这一技术如今已在简帛学界广泛应用。
2009年校庆之际,在清华大学校级研究机构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成立仪式上,中心主任李学勤先生介绍了清华简初步整理成果——根据初步试读与缀合编排,清华简大约可分做65篇以上,按照团队的整理速度,大约每年出版一册整理报告,需要15年的时间才能全部整理完成。
以一年一辑的速度公布出版整理成果,在同类类似规模的出土古文献里面,是前无先例的。而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团队,证明了这是他们回馈历史“馈赠”的最佳方式。
大多为经史类典籍的清华简,再现《尚书》中《尹至》《尹诰》《程寤》《保训》《皇门》《祭公》《金縢》《说命》《厚父》《封许之命》《命训》《摄命》等诸多佚篇,证明东晋传所谓古文《尚书》系伪造,为古史争议提供重要史实依据,其失而复得对经学史影响深远。
史类文献方面,以《系年》《楚居》《越公其事》《郑文公问太伯》等为代表的篇目极大推进了秦人起源、楚国诸王居所、两周之际郑国历史、战国初年楚、越史事等先秦史若干重大问题的研究。例如《系年》揭示了秦人祖先从东方西迁到甘肃一带的历史之谜,以及大众耳熟能详的周幽王“烽火戏诸侯”记载的错误之处。
科技史方面,团队在并不熟悉的数学领域产出的重要发现——清华简《算表》为我国留存最早的数学文献实物,2017年经吉尼斯世界纪录独立核实认证,是目前发现的人类最早的十进制计算工具。
还有《筮法》《别卦》等“易”类文献,《芮良夫毖》《周公之琴舞》等“诗”类文献,以及“中国最早小说”《赤鸠之集汤之屋》等轰动学界的成果发布……
内容之外,竹简的形制、众多抄手留下的简文风格等典籍实物留存,还丰富了古文字、上古音的体系建构,以及学界关于古文字、简册形制、古书流传等方面的认识。
是“冷门绝学”,也是研究最好的时代
时间来到第十个年头。如今,每每清华简最新整理成果的发表对于学界而言都是“节日”,力求准确和严谨的整理报告不但广泛提供给学者们使用,也越来越精美。
然而,这项基础性研究的“烧脑”程度也非同一般。中国古文字学泰斗裘锡圭先生在评价清华简的整理质量时说过:“能够整理到现在这个程度,做过这方面工作的人知道其中甘苦,非常不容易。”
这份不易,在2018年初入职中心担任常务副主任的黄德宽老师看来,既是压力,更是幸运。
如李学勤先生所说,中心团队本着“先易后难”的顺序在释读清华简。从竹简的形制上看,早前完成整理的一些竹简背面可能有较为明确的序号,缀合准确度较高。从内容上看,如《系年》也有《左传》等作为辅助理解。
“开始第八辑的讨论,我们立马感受到这根‘骨头’的硬度。”如何将第八辑保质保效率呈现出来,回应公众高起点的期待,就是黄德宽面临的第一个关卡。
难在哪里?首先是认字,要考释清华简中未见之字。字理清了,还有佶屈聱牙的词句等待梳理。即便有点“文通字顺”的意思了,仍然面临竹简大多为古书佚籍,仅有极少数有传世文献可与之对照的困境,颇有点“冷门绝学”的境地。
面对困局,黄德宽的建议是根据难点反复琢磨材料,并通过大量文献阅读开拓思路。“需要综合考虑,等待脑子里的‘灵光闪现’,然后研讨其可靠性。作为源头,我们尽量保证不出差错。”当被问及实在难以解答之处,黄老师也很坦然:“如孔子所言,‘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将空白留给一代代学者做下去,也有其意义。”
不怕留白,且探索不止。利用结课后的寒假时间,中心老师们集体研读、分头攻克难点,之后汇总再研读,如期将整理报告第八辑分享与学界。这正是黄德宽认为的“学术是天下的工器,大家的共同目的,都是传承好中华文化。”
随着考古工作的进展,出土文献材料日渐增多,出土文献研究也日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成为当今时代的“显学”。毫无疑问,这是出土文献研究最好的时代。
也因此,清华简的第八辑整理工作不断寻求创新,尝试进一步将研究纳入整理中。过去,清华简的整理作为基础工作,往往是抛砖引玉,生发学界持续、广泛、深入的讨论。这一次,中心团队主动出击,在整理报告发布同时,发表十余篇研究论文,及时呈现研读期间形成的正反面观点,帮助学者们更快理解研究的思路、过程和初步结论。“这不仅对我们的年轻教师是考验和机会,也能进一步支撑学者们的报告研读,延伸思路。”黄德宽说。中心作为最初的整理和研究者,所提供的整理报告只是对清华简深入研究的开端和基础,而学术界对清华简广义的整理、研究是没有止境的。
学古探微:回应历史赋予的时代课题
清华大学校歌中,“致知穷理,学古探微”一句有鼓励年轻学子学习前人遗产、探索未知世界之意。学术的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学人的接力,出土文献中心为此做了很多新的有益尝试,“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即是其中的范例。
2014年,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牵头,与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吉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安徽大学、首都师范大学、中山大学、湖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11家国内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的重镇共同组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这是“2011计划”中唯一的基础文科类协同创新中心。
协同中心依托清华大学开始进行出土文献专业的本科生自主招生。在扎实专业的基础上,为学生增开相关课程、配备读书导师并鼓励参与学术活动,尽早激发年轻学子对出土文献专业的学术志趣。对于研究生,协同中心内部建立起交换访问制度,每年春天举办面向整个协同中心的研究生培训班,并通过专门的派出计划,与美国、英国、德国等地高校建立合作培养机制,拓展青年人才的国际视野。“博士创新资助项目”、“李学勤裘锡圭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青年奖”等专项奖励设置,也不断促进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创新中心组建之后,还一直努力探索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大规模协同研究的模式和体制。几年来,协同创新中心各单位陆续主持整理了清华简、马王堆汉墓简帛、五一广场汉简、银雀山汉简、北大秦简、北大汉简、安大简等数批珍稀出土文献资料,并与文博系统深入合作,参与了海昏侯简、肩水金关汉简、走马楼西汉简等材料的整理。同时,协同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首都师范大学牵头了甲骨文的整理研究、北京大学进行了青铜器与金文相关材料的整理发掘。
“我们的学科在文史大范围中关系到中华文明的根脉和主流,特别合于文明的传承和创新的要求,有其特别意义和创新性”,李学勤说。沿着通力协作的路走下去,出土文献全面系统的整理研究将产出更多更好的成果,为中国古代文明的索寻之旅,为新时代的文化重建贡献更大力量。
走出书斋:打造一张文化名片
在2016年开馆的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四层展厅,“竹简上的经典”曾作为常设展览之一,向来访者讲述清华简的故事。而早在2013年,“写在竹简上的中国经典——清华简与中国古代文明”专题展览就曾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和美国达特茅斯大学(DartmouthCollege)图书馆展出。
推动史学的大众化与通俗化,中心同仁积极走出书斋,为普通民众、为中外友人了解中国古代文明、接近出土文献架起了桥梁。这便是李学勤先生所说的“任何一门学问,最后总要回归社会”,将学术研究的结果用恰当的方式告诉给大家,“这是我们应该尽的义务和责任。”
以清华简及相关研究为主题,中心多年来主办、承办各类学术会议21场,举行学术讲座近50场。老师们撰写《古文字初阶》《青铜器入门》《走近清华简》等通俗学术著作,登上“王国维学术讲座”、“光明讲坛”、“开讲啦”等校内外交流平台,通过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用故事写文化,与大家话文明。
清华简这个巨大的宝库,是中国古代文明亲切可见的实物证据,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其学术价值在海内外亦得到通畅传播和高度认可。中心与美国达特茅斯大学、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等联合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在众多中文学术研究成果之外,还发表英文、日文相关研究著作十数种、论文数百篇。今年,芝加哥大学夏含夷教授研究清华简《程寤》的论文发表于《亚洲学会学报》时,刊物还特地用《程寤》竹简图版制作了封面。
再次追问清华简的意义,我们想起李学勤先生曾说:“一个考古文物上的重大发现,不在于发现了什么金银玉器,而在于这个发现能够改变我们对于一个历史时期或者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历史文化的看法,这才是重大发现。”
“大楼”与“大师”:建设世界一流文科研究中心
2017年3月,在清华大学时隔15年召开的文科工作会议上,邱勇校长引用清华校友许国璋先生1988年的一段话说:“愿曾经是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金岳霖、朱自清、闻一多诸先生治学论道的地方看到文科的复兴。”
李学勤先生反复说,在大家的关怀帮助和同仁的集体努力下,中心做出了一些工作成果,然而不足之处仍然是明显的。“我们是本着先易后难的顺序在释读清华简,未来还有艰巨的任务等着我们。我们时时感到自己存在的缺憾,深切期待着各方面的帮助和指教。”
从图书馆老馆三层不到20平米的小屋,到总面积约10700平方米的在建中心大楼。明年校庆之际,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将入驻新家。助力清华“更人文”,中心从清华简向外辐射,致力于打造出土文献研究的优秀平台,稳扎稳打建设世界一流文科研究中心。
走在十年的新起点,团队将围绕清华简的整理研究,质量优先完成全面整理工作,打牢基础;同时,“寻宝”工作将更进一步,消化各册整理报告积累的问题,引导师生深入开展专题性综合研究。
“现在的打算是,以清华简为主体,向两头扩。上到甲骨金文,下至秦汉。如果有合适的简牍,我们也会再寻找新的合作机会。”黄德宽老师的设想令人动容——与清华简相遇是我们做学术中一生的幸事,承载着信任与幸运,我们也希望不断加强与国内外机构的交流合作,促进基础文科的交叉融合发展,带动更多年轻人的成长,为我国出土文献事业与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贡献更大力量。
(来源:清华大学)
网络编辑:邵小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