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爱钱，也爱苏联 ——双面间谍斯克里帕利的生与死

斯克里帕利和女儿尤利娅在英国。（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11月1日《南方周末》)

俄罗斯军事情报总局格鲁乌（GRU）特工谢尔盖·斯克里帕利（Sergei Skripal）大概是叛逃西方的苏联—俄罗斯间谍里知名度最小的，直到2018年3月英国索尔兹伯里的神秘毒杀案见诸报端。毒杀案后，斯克里帕利幸免一死，被英国政府藏了起来，既不露面也不发言。我们除了从他女儿尤利娅口中知道他还活着外，其他一概不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谍战迷雾重重不可窥探：也许是命运的安排，在斯克里帕利中毒前，一位记者为了写书对他进行了深入的采访。2018年10月9日，这本《斯克里帕利档案》上架了。

马克·厄本（Mark Urban）是英国BBC2台跑外交与国防线的记者，也是一名军事史学者。2017年，马克打算写一本关于苏联间谍的著作，这本书原本设想以五六个叛逃到西方的苏联间谍为主角。为此，他在2017年夏天多次采访斯克里帕利。因为马克曾在1988年作为战地记者采访过苏联在阿富汗的作战部队，和斯克里帕利共同认识一些老兵，因此得到了斯克里帕利的信任。

2018年3月4日的暗杀事件发生后，马克改变了写作计划，将全书聚焦到斯克里帕利一人身上。斯克里帕利中毒后，马克数次提出采访要求，都被警方以安全考虑为由拒绝了。

《时代》周刊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厄本及时而迅速地为这次异乎寻常的间谍事件写了一本精明的书，斯克里帕利事件的后续发展将来或许会有其他书籍再做跟进，但是它们跟厄本的研究提供的深度背景信息是不可相提并论的。”遗憾的是，由于出版周期的限制和案情调查的快速发展，这本书的内容没有加入最新的调查结果：此书10月9日上架，9月暗杀者的真实身份曝光，可惜这时书已经进入印刷流程，无法把这个重大案情突破加进去。不过作者在推特上对后续的案情调查表达了认可态度。

谢尔盖·斯克里帕利（中）和家人合影。母（左一）父（后排左一）。（资料图）

早年间谍生涯

谢尔盖·斯克里帕利的出身可谓根正苗红，他1951年生于加里宁格勒，父亲是苏联红军炮兵。高中毕业后他和哥哥瓦莱利都进入了高级军工学院，毕业后都当了伞兵。1972年他与青梅竹马的女友柳德米拉成婚。1970年代中期，斯克里帕利作为伞兵部队侦察兵被派往远东特种部队。在那之后，他被派往乌兹别克斯坦（当时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之一）。1978年底，他又作为特种部队被派往阿富汗，执行暗杀几名亲美阿富汗高官的任务。

1979年，斯克里帕利终于从特种部队转为“真正的间谍”，他从乌兹别克斯坦调到莫斯科，参加了4年的间谍培训课程，同时学习葡萄牙语（GRU原计划将他派往莫桑比克）。1984年，在紧急培训了一段时间英语后，他被派往地中海小国马耳他，开始了第一次驻外任务。他的官方身份是分管体育和文化的大使馆秘书（外派间谍分为两种：“派驻间谍”和“非法间谍”。“派驻间谍”指有官方身份的间谍，通常是大使馆职员。斯克里帕利就属于这类。这也是所谓被默许的“官方间谍”。“非法间谍”则是以平民身份隐藏在别国的间谍，比如在美国被捕的俄罗斯间谍安娜·查普曼）。

1980年代，苏联人民旅居海外的机会是非常难得的。马耳他虽然是个地中海小岛国，但是生活水平好得多。在莫斯科排队买鲱鱼罐头的斯克里帕利一家到了这里，天天都能吃到海鲜大餐。不过驻外工作通常只有三到五年，对于GRU间谍来说，想延长驻外时间或者再次外派到更好的资本主义国家，必须得有“业绩”：策反了多少西方间谍，或收买到多少情报。然而，斯克里帕利发现马耳他实在不方便开展策反工作：作为冷战中东西方力争的战略要地，马耳他地方虽小，各国间谍却很多。西方间谍也有业绩考核。常常是他把属意的策反对象，比如美国大使馆某职员，约到小酒馆，酒过三巡后却发现对方也想策反他。互相策，很尴尬的。

因此斯克里帕利很快改变了策略，转而结交那些来马耳他度假的驻意大利西西里的美军，常常组织个友谊足球赛或者请他们喝酒什么的。斯克里帕利跟马克说他成功策反了6人，甚至包括一个部长。不过马克不能确定他有没有吹牛，毕竟那时候有的特工跟西方人喝了几杯酒就跟总部汇报说策反成功。

1989年，斯克里帕利的驻外任期结束，从马耳他回到了莫斯科的GRU总部做文职工作。他一家子住进了莫斯科的GRU家属区。这段时期还有个小插曲：从孟加拉回国的GRU同僚巴拉诺夫因为在莫斯科向CIA间谍出卖情报被抓了现行。斯克里帕利跟马克说负责调查和逮捕工作的就是他本人。他从巴拉诺夫的惨痛教训中总结了宝贵的经验：1）卖情报最好不要卖给美国，因为CIA被GRU渗透得厉害，卖给美国情报很快就会被埋伏在CIA内部的GRU密探报告回莫斯科，你就暴露了；2）卖情报一定要在境外接头，身在莫斯科时与CIA间谍接触很快就会被反间谍局的人发现。

英国政府认为这两人就是暗杀的执行者（资料图/图）

心态变化

1991年苏联解体，GRU的人跟其他俄罗斯公民一样，日子都不好过。斯克里帕利的哥哥瓦莱利一家当时正驻扎在哈萨克斯坦，一夜之间变了天，虽然哈萨克斯坦当地人还不敢冲进部队家属楼，可是很明显此地不宜久留。但如果拖家带口返回老家，就必须放弃部队分配的住宅，而老家又没有地方住。工资当然领不到了，连从哈萨克斯坦回莫斯科的机票都要自己出，但飞机得自己找。有的GRU特工拖家带口在航站楼打了几个星期地铺，才调到飞机。到了莫斯科，又发现以往上了火车就能一路畅通回到加里宁格勒老家，现在却要穿越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两个国家。当年参军时效忠祖国的誓言和在阿富汗战场上洒的热血显然帮不了他们分毫。斯克里帕利跟马克说起往事，对这份屈辱依然耿耿于怀。

1992年，斯克里帕利对叶利钦新政府的“休克疗法”失望透顶，给GRU总部打了辞职报告。斯克里帕利的领导一看人心涣散个个都想跑，为了挽留他，许诺他派驻巴黎的肥差（后来这肥差又被跟领导关系更铁的人抢了）。1993年9月，斯克里帕利被调剂外派到西班牙马德里，按计划他要在这里驻扎到1996年。

他的官方身份是俄罗斯驻西班牙大使馆的“主管科技的首席秘书”，真实身份是GRU上校。斯克里帕利跟马克说，他外派西班牙时的心态跟马耳他时期已经大不相同，马耳他时他一心要立功，而到西班牙时他只想带着老婆孩子永远离开俄罗斯，因此他多跟商人结交，希望能搞点钱在西班牙马拉加开个酒店。

被英国军情六局策反

他结识了石油商人理查德·巴格瑙（此人实为伪装成西班牙富商的英国军情六局MI6间谍）。巴格瑙的国际石油贸易公司在英属直布罗陀，他以想在俄罗斯收购石油公司为由接近斯克里帕利，实际上巴格瑙知道斯克里帕利的GRU身份并试图招募他：比如送他一本《水族馆》问他怎么看这本书（《水族馆》是1978年叛逃英国的苏联间谍弗拉基米尔·列茹所写的关于GRU总部的书，GRU总部由于大量使用玻璃幕墙，俗称“水族馆”）。巴格瑙和斯克里帕利的家人也非常热络，他常常给斯克里帕利的儿子萨沙（亚历山大）和女儿尤利娅带小礼物，还送给斯克里帕利一个英国乡村农舍的小模型。斯克里帕利显然非常喜欢这个小模型，1996年他离开西班牙时带回了莫斯科，2010年又一路带到了英国。马克说现在这个小模型还在斯克里帕利家中。

斯克里帕利虽然也早就怀疑巴格瑙不是什么西班牙富商而是想要策反他的英国间谍，但是一开始他不为所动。不过，在1996年夏天他的驻外工作快要结束时，斯克里帕利最终跟巴格瑙摊牌，表示如果英国能保证一旦事情败露会为他提供庇护，他就愿意为MI6提供情报。作为投名状，斯克里帕利默写了一张GRU组织结构图让巴格瑙带回MI6总部。MI6总部18年来从没搞到过这种高质量的情报。斯克里帕利每次和巴格瑙会面，MI6付给斯克里帕利3000美元的“咨询费”，存在他西班牙的秘密账户。

斯克里帕利并没跟马克解释他从赤胆忠心到背叛国家的心路历程。但是马克从他们平时的闲聊推断，这是由于斯克里帕利对苏联解体的悲观情绪和对叶利钦政府的极度鄙视促成的。斯克里帕利始终认为他加入GRU宣誓效忠的对象是苏联（“若我违背誓言，必将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严惩和劳动人民的蔑视”），然而苏联亡了，他的誓言也就自动失效。何况1990年代初不比1970年代。在1970年代，一个苏联间谍叛逃英国对MI6来说是喜从天降奔走相告的大事，苏联解体后树倒猢狲散，叛逃英国的苏联间谍多到超编，MI6接收不过来，不得不拒绝掉大部分“小角色”。也难怪对于斯克里帕利这样的GRU驻外中层间谍来说，驻外结束前卖点情报算啥“出卖国家”？趁着还有人稀罕，赶紧“挥泪大甩卖”吧。

这样的秘密会面到1996年9月斯克里帕利回莫斯科就告一段落。斯克里帕利并不愿意回到莫斯科GRU总部后继续为MI6送情报，这样太过于冒险。莫斯科不比马德里，莫斯科有大量的克格勃二局特工，二局是克格勃负责国内反间谍侦察工作的部门（1995年后该局成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的反情报安全部门），他若与MI6的线人在莫斯科接头，很容易暴露。

讽刺的是，斯克里帕利回到GRU总部后，负责的正是在GRU内部抓奸细的工作。此外他还主管人事，因此他知道GRU派到各国分支机构的“派驻间谍”名单。斯克里帕利非常清楚MI6渴望得到这些情报，但是他不敢在莫斯科把情报交给MI6的间谍。

1997年夏天，斯克里帕利的妻子接受了巴格瑙的邀请去西班牙度假，斯克里帕利让她带了一本俄罗斯小说作为送给老友的礼物。他用隐形墨水在书的天头地角写满了情报。1998年夏天，斯克里帕利夫人又给巴格瑙带了一本小说。1999年夏天，48岁的斯克里帕利已经到了退休年龄，加上身患糖尿病又升官无望，他从GRU退休，下海经商去了。退休后他可以亲自出国，在西班牙和土耳其与巴格瑙会面了好几次。有人或许会觉得斯克里帕利退休后就拿不到什么好情报了。实际并不是这样。就如同普京说的：“世上没有‘前克格勃’”，世上也没有前GRU。斯克里帕利跟马克说：“比如说我去参加一个派对，我就问朋友们‘维克多·伊万诺维奇过得怎样啊？’他们就会说，‘他可开心了，他很快就要去巴黎了’，这样我就知道他就是最近要派驻巴黎的间谍。”

年轻时的谢尔盖· 斯克里帕利（资料图/图）

被捕

2004年10月，斯克里帕利和MI6特工在土耳其伊兹密尔的希尔顿酒店秘密会面后回到莫斯科，旋即被FSB特工逮捕。多年后，斯克里帕利通过研究自己被捕前几年的谍战档案，推测导致自己被FSB盯上并不是因为不够谨慎，而是被西班牙情报机构叛变的特工弗洛瑞兹给卖了。当然，弗洛瑞兹卖给俄罗斯的情报很可能没有具体到名字，但是仅点出“GRU驻西班牙分部有人叛变”已经足够FSB顺藤摸瓜。这次被逮捕的共有两人：向英国卖情报的斯克里帕利和向西班牙卖情报的波拉托夫。波拉托夫先于斯克里帕利被逮捕，严刑拷打后被送往医院，他的妻子前去探望，却惊恐地发现丈夫已经被勒死在病床上，几根手指也被砍下。

MI6请斯克里帕利在土耳其伊兹密尔会面，除了拿情报也是警告斯克里帕利，并劝他赶紧随他们去英国。然而斯克里帕利自认为跟波拉托夫虽然都在卖情报，但是相互没有往来，因此不用过于担心。结果他一回到莫斯科就被逮捕了。他被判叛国罪监禁13年。在他服刑期间他的家人在GRU家属院成了过街老鼠，他妻子患上了膀胱癌，儿子抑郁酗酒。

为什么波拉托夫被杀而斯克里帕利只是被判刑13年呢？斯克里帕利认为这可能是因为波拉托夫被FSB审讯时犯了致命错误：他想拿1990年代初西班牙GRU贪污公款的事跟FSB做交易来争取从轻发落。

苏联解体后的通货膨胀让GRU的工资和退休金都缩水到只够买棒棒糖的水平。因此俄罗斯驻西班牙的GRU机构有人人都揩公家油的氛围。按照惯例，GRU招募线人盗取情报等等必要开支是由军工委员会专门拨款。西班牙的GRU经常虚报开支，而且每级领导收取一定份额的“保护费”，金字塔式的腐败一直蔓延到GRU的最高层。按斯克里帕利的估计，1990年代初西班牙的GRU分部一年能偷走200万美元的公款。

波拉托夫大概觉得GRU和FSB这两个情报机构素来喜欢互相捅刀子，如果他把GRU的贪腐案告诉FSB，说不定FSB会给他减刑。谁知道他算错一步：万一FSB也从中拿了钱，怎么能不杀人灭口呢？斯克里帕利被FSB审讯时的策略就是一问三不知，坚决不承认自己卖过情报，其余一句不多说。

交换间谍

就如前面介绍的，除了“派驻间谍”还有一种“非法间谍”，他们是外派间谍中的精英。“派驻间谍”有官方身份，通常用真名，还能带家属，仅仅是私底下干点间谍工作。而“非法间谍”用的是假名假身份，远离家人和朋友，有时候在外国一潜伏就是几十年，是间谍中最难培养也最受器重的。

1999年，FSB中负责“非法间谍”的S部门高层波捷耶夫被美国策反。从1999年开始他暗中为美国送情报，直到2010年他感觉自己有暴露的危险，叛逃到了美国。他一安全到达，CIA就收网，把他交代的俄罗斯在美国的“非法间谍”一锅端了，其中就有著名的美女间谍安娜·查普曼。这一轮交锋过后自然是交换间谍。已经在监狱关了6年的斯克里帕利，终于逃出俄罗斯，被MI6安顿在英国小城市索尔兹伯里。

英国政府给他提供的安置套餐包括一座价值大约26万英镑的住宅（在索尔兹伯里也就只是普通家庭水平）。每月提供生活费，还保证把他的家人接来。可惜除了他的妻子柳德米拉来了，他90岁高龄的老母亲不愿意离开俄罗斯，而他的儿子萨沙和女儿尤利娅考虑到家人朋友和工作，也不愿意搬到英国，只是常常来看望和小住一段时间。2012年，他的妻子死于癌症。2016年，他远在俄罗斯的哥哥瓦莱利也过世了。2017年，他儿子萨沙返回圣彼得堡看望女友，结果没几天就暴毙。医生说死因是酗酒导致的肝脏衰竭。因为遗体是火化后才运到索尔兹伯里的，无法再次尸检。不过斯克里帕利对马克表示，他并不觉得儿子是被人害死的。

刚刚上架的《斯克里帕利档案》（资料图/图）

中毒

后面发生的事大家都知道了：2018年3月4日，斯克里帕利和女儿尤利娅在索尔兹伯里差点儿被神经毒剂Novichok毒杀。

3月3日，尤利娅从莫斯科飞到索尔兹伯里看望父亲，她告诉父亲她与男友斯捷潘·维基耶夫喜事将近（此人在她中毒后突然人间蒸发）。4日早晨，斯克里帕利和女儿去墓地给妻子和儿子扫墓。11点半回到家中，中午1点再次出门去市中心吃午饭。吃完午饭出来，两人开始感觉身体不适，坐在路边凳子上休息，随即流虚汗、口吐白沫、瞳孔放大、昏迷倒地。

路人还以是吸毒者嗑药过量，帮忙叫了急救。急救人员赶到后，斯克里帕利父女已经几乎没有了脉搏和呼吸。急救人员处理吸毒过量倒是轻车熟路，直接来一针安托品对付心跳过缓的症状。这一通乱治，歪打正着，无意中成了斯克里帕利父女幸运保命的关键：虽然他们不是吸毒过量，但是神经毒剂的拮抗剂也正是安托品。神经毒剂会抑制乙酰胆碱酯酶，进而导致乙酰胆碱疯狂释放（乙酰胆碱是一种神经递质），使得中枢神经短路，中毒者唾液汗液齐流，心肺功能停止。而安托品可以保护乙酰胆碱酯酶。虽然急救人员给的安托品剂量虽小，但很及时，对于抢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斯克里帕利父女入院后，医生们就是根据他们血液中低到几乎检测不到的乙酰胆碱酯酶判断他们是中了神经毒剂。当地警察局的贝利警探到斯克里帕利家去调查毒到底下在哪儿，把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都翻遍了，也没有头绪。贝利警探回来不到24小时也倒了。他的办公桌、电脑键盘、储物柜都检测出神经毒剂，一时间引起恐慌，连警察局都被封锁。而斯克里帕利父女的车的门把手和方向盘也检测出神经毒剂。

三个星期后，英国警察才回过味来：神经毒剂是抹在斯克里帕利家的门把手上的！

下毒者应该是在斯克里帕利父女去扫墓时抹的毒（佐证：墓地完全未检测到毒剂）。斯克里帕利11点半回家开门时手上沾到毒剂，然后开车出门用餐又接触到车门和方向盘，而警探试图开门时沾到手套上，回到警察局要打字，脱下手套时污染了手指和键盘，手套又放回了储物柜。也因为这样，警探中毒症状最轻微。

为什么要杀斯克里帕利

斯克里帕利在索尔兹伯里跟策反他的MI6间谍巴格瑙依然保持着友谊，他们不但常常聚会，有时候斯克里帕利还会到MI6去为特工培训做讲座。马克揣测，难道就是因为这个，凶手认为斯克里帕利又开始搞间谍活动，因此要斩草除根？但是斯克里帕利2004年就进了监狱，他连智能手机都不熟，能知道什么时兴的机密？

也有可能凶手只是要暗杀某个叛逃间谍杀一儆百、以儆效尤。不过如果是这个目的，斯克里帕利显然不是他们最想杀的。他们最想杀的，应该是出卖安娜·查普曼等人的波捷耶夫才对。要以儆效尤，为什么不杀波捷耶夫而杀2004年就退出间谍界的斯克里帕利呢？何况追杀交换出去的间谍也是坏行规的。

也许只是因为波捷耶夫不好杀，才拿斯克里帕利开刀的。波捷耶夫在美国改名换姓不知所踪，斯克里帕利不仅用的是真名，住址也不是什么机密，他的儿女更是在俄罗斯和英国之间频繁往来，容易追踪。当然更重要的是，据说2016年波捷耶夫就死了。斯克里帕利觉得波捷耶夫死得蹊跷，说他死了的消息并不是美国传出来的，他猜测这是有人故意散布死讯，引诱那些知道波捷耶夫地址的至亲好友跟他联系，或者他主动跟至亲联系澄清死讯，这样就能摸清他的行踪。

斯克里帕利中毒后，网上的键盘侠打嘴仗：“如果真的是军用纯度的神经毒剂，他们早就死了。”马克对于这个争执很是无语，首先他认为英国政府的“军用纯度”的说法很不科学。也许英国政府这样措辞只是暗示这毒剂不是普通犯罪分子在自家厨房就能捣鼓出来的。但是军用的神经毒剂未必是高纯度，也未必有很高的致死率，比如苏联的VX毒剂只有30%的致死率。何况离开剂量谈毒性都是耍流氓。特别是通过皮肤吸收的毒剂，受到环境随机因素影响，毒发时间可以从几十分钟到十几小时。如果斯克里帕利父女在接触门把手后因为如厕或者用餐洗了手就会稀释毒剂，这也可能是他们侥幸活命的因素。

2018年7月，“毒不死人”的争论告一段落：索尔兹伯里的吸毒者/拾荒者斯特金斯捡到一个Nina Ricci香水瓶，往手腕上抹了一点。8天之后不治身亡。她的同居男友也入院。医生发现她中毒的剂量大约是斯克里帕利的十倍。这次中毒事件带来了重大案情突破，警方从她捡破烂的公园调了监控，跟斯克里帕利家附近的监控对比（这是附近的道路监控。斯克里帕利家并没有正对大门的摄像头），最终缩小范围确定了两名嫌疑人。

不过也许这都不是重点。斯克里帕利的女儿尤利娅3月3日到索尔兹伯里，暗杀者也在同一天到达，明显是跟着尤利娅启动了行动计划。有一种猜测是斯克里帕利不用手机，因此无法定位，暗杀者指望靠尤利娅的手机来确定他们的行踪以便下毒。这种假设说不通的是中毒那天尤利娅的手机其实关机放在家里（可能为了节省国际漫游费），而且斯克里帕利每个周末都去扫墓，行踪固定，犯不着用手机定位这么麻烦。所以另一种可能就是尤利娅也是暗杀目标之一，并不是受了父亲连累。暗杀者就等着她什么时候离开俄罗斯，好在境外一次性干掉他们父女二人。

斯克里帕利和女儿尤利娅（1980年代）。（资料图/图）

结语

读过这本书后大家可能对谍战小说的设定很幻灭。斯克里帕利既没有“美女蛇”也没有“香车豪宅”，从1996年被策反到2004年被捕，他出卖国家机密所得的赃款，总共也就可怜的6万美元，往多里算也不超过9万美元，却落得非常凄凉的下场：锒铛入狱，流落他乡，妻死子亡，自己和女儿也险些丧命。

如果说他不图钱，纯粹是被西方意识形态所吸引也说不通：马克发现斯克里帕利不但非常爱国，怀念苏联，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沙文主义者。比如关于克里米亚问题，他就无比赞赏俄罗斯的做法，甚至对乌克兰有非常轻蔑的评价，马克提醒他：“我的父亲就是乌克兰人”（意为你这样说可不妥），斯克里帕利却答道：“那你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听得作者一脑袋问号。

在中毒前，斯克里帕利住着英国的房，吃着英国的粮，天天守着电视看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可见人性之复杂。马克觉得如果斯克里帕利还有投票权，恐怕也会投给普京，不过斯克里帕利中毒后，没能再次采访他，所以也不确定他现在的想法。而他的女儿尤利娅在康复后已经和家人朋友开始交流，她还是爱着俄罗斯，如果性命无忧，还是想回到祖国。

普京总统的助理苏尔科夫（经历过叶利钦、普京和梅德韦杰夫的三朝元老）曾经写过一本小说《接近零》，故事背景是苏联解体前后的社会乱象，其中有这样一段描述：“大家都很困惑。那些生来服务人民的人，要么逃往自由，要么变成麻木的奴隶，要么陷入庸俗的虚无主义。……军人改行当杀手，人民英雄们开始缓慢但稳定地变卖石油和国防，再把钱藏进夏屋的桑拿房。他们在桑拿房密会奸商，抱怨改革失败，法制崩坏。擦干了眼泪和汗水，他们又接着把国防卖给外国人。他们哭啊哭啊，哭完又卖，卖完又哭。好啊！那会儿真是好日子……”可见斯克里帕利并不是特例，而是当时的社会常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