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传奇 | 冰心与吴文藻 爱与学术的信仰

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与作家、儿童文学家、翻译家冰心夫妇合影（冰心文学馆提供/图）

社会学家、民族学家吴文藻与作家、儿童文学家、翻译家冰心夫妇合影 图 / 冰心文学馆提供

生活中木讷愚钝、凝神于事业的吴文藻，冰心爱了一生。她骨子里看不惯那些风流情种。

“冰心代表了一种普世精神，母爱、儿童，是更永恒的。时代感不鲜明。而吴文藻是有时代精神的。他关心中国应该是个什么样的中国，民族关系是否和谐，在世界上应该和其他国家是什么样的关系。”

爱在右，同情在左，走在生命路的两旁，随时撒种，随时开花，将这一径长途，点缀得香花弥漫，使穿枝拂叶的行人，踏着荆棘，不觉得痛苦，有泪可落，也不是悲凉。

9月上旬，在福建长乐冰心文学馆门口的墙上，我见到了这段耳熟能详的作家语录。

留在世人眼中的冰心形象，是一位梳着发髻、面容娴静的温婉女子。即便晚年，一头银发，眼窝深陷，也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正是对她这些人生信条的注释。

被尊为“世纪老人”、文坛前辈的冰心，曾经罕见地作为国家外交形象的“代言人”，一生出访海外几十次。不过，在风行全国的《繁星》《春水》《寄小读者》之后，她很少再有同等影响力的作品问世。直到晚年，凭小说《空巢》获奖，为她赢得了新的声誉，但远不能和早年相提并论。冰心的丈夫、社会学泰斗吴文藻，则是后半生境遇陡转，令人慨叹。

（冰心文学馆提供/图）

爱与同情，真的可以穿越一切波澜与坎坷，支撑长达一个世纪的人生？

2004年冬，冰心去世5年后，子女们决定将母亲遗物全部捐献给冰心文学馆，这些厚重的书籍文献、资料、书信，包括冰心用过的家具、日用品，装满了五个10吨集装箱。时任冰心文学馆馆长、冰心研究会会长、资深学者王炳根受邀前去接收和整理这些物品。

一堆巴掌大小的深棕色塑料封皮本，和各种资料、书本捆扎在一起，躺在不常打开的储藏室内，差点就从眼皮底下漏过。

王炳根心头一动，顾不上拍掉上头的灰尘，迅速翻起来。那些淡蓝色、草草书写的钢笔蝇头小字，他认识，是冰心的字。“冰心外出时是记日记的，为的是便于回来之后的写作。”和冰心日记绑在一起的，还有二十多本吴文藻的日记，篇数密集、信息量大，他们的孩子都从未见过和翻阅过。王炳根形容那一刻，“如同在莫高窟看到藏经洞一样”。

“冰心像太强的阳光，吴先生的光辉被遮住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学生对他都不太清楚。这些日记，在我心里，就是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王炳根说。

他逐字逐句把日记录入电脑，一个个城市、一座座房子去走访冰心夫妇生命里踏足的每一寸土地。一个较以往更复杂的冰心的形象日益清晰，此前未被发掘和剖析过的吴文藻的面貌也浮出尘土。2017年秋，王炳根耗费6年写成的吴文藻、冰心合传《玫瑰的盛开与凋谢》 （以下简称《玫瑰》）简体版在福建问世。

冰心文学馆创始人、《玫瑰的盛开与凋谢》作者王炳根（方永晖/图）

顺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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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的某个周一，长乐的太阳有些刺人。从福州市坐了将近1小时的汽车，我们抵达了坐落在这个小城的冰心文学馆。从绿树和湖畔穿过，灰瓦白墙、挑檐立柱的数排建筑次第舒展，本色的花岗岩，多彩的水磨石，引入庭院深处。1995年起建、1997年落成的建筑里外，而今看起来依然光亮如新。

“25年前，你对冰心的研究才刚刚开始，怎么就动了（造文学馆）这样的念头？冰心身上到底是怎样的东西打动了你？”我问王炳根。

“对，很多人都不理解。我对冰心的兴趣和研究，和成立文学馆是同时的。我也没料到自己打开了一座宝库。”

他解释过，五四之后，中国的文学大多描写压迫与斗争，唯有冰心主张改良与调和。“我就是想把那个爱的元素保存下来，让后人走近她，了解她，温暖心灵。”

“养尊、处优”，是许多人对冰心一生境况的解读。甚至，“过得太顺”，也成了她文字清雅、宣扬爱与温暖的备注。

1900年10月5日，本名谢婉莹的冰心出生于福州乌山脚下的隆普营。她是家族里第一个读书的女子，父母对她宠爱有加。

埃德加·斯诺的夫人海伦，在燕南园第一次见到成年后的冰心，惊叹对方“性情温柔、厚道和沉静，讲话悦耳，很有教养，英语讲得很好，使人想起顾恺之所画的仕女”——“中国古典诗人所梦想的理想的妇女”。

腹有诗书气自华，与冰心童年的家教有关。11岁以前，她已读完晚清至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学翻译系列“说部丛书”。但她认为，自己在母亲面前有时反倒像个遗少，“从小说、弹词，到杂志、报纸，她都爱看。针线匣里，总是有书的。有许多新名词，如‘普罗文学’之类，我们还是先从她口中听到的，我们成了落伍者，我常默然自惭！”

在海军任职的父亲谢葆璋和婉莹的舅舅杨子敬，一有机会便教给她诗词歌赋和做人道理。温柔娴静之外，婉莹性格的另一面，海伦·斯诺自然无缘得见。或者说，这一面已随着岁月荏苒，悄然隐藏，难得显露。

1904年1月，烟台水师学堂正式开学。谢葆璋以练营管带的身份兼任学堂监督（校长）。小婉莹随同父亲前往烟台。

她的小名便很另类：父母叫她“阿哥”，弟弟们称呼她“哥哥”。父亲的下属常常带着这位“小哥”游走在炮台、码头、火药库和龙王庙间。修理枪炮的工人，看守火药库的残废兵士，鲁籍的水手、军官、农夫和渔人身上的悲壮与新奇，为她少年的故事宝库储备了丰沛的来源。

冰心的小女儿吴青认为，外公的现代文明思想对母亲来说非常重要，否则有几件事她是绕不过去的：一是裹小脚。当时，冰心的伯叔父们都觉得她该裹脚了，不裹脚哪像女孩子？谢葆璋说：“不能裹，她怕疼。我是把她当儿子来养的。”此外，读书与婚姻，都完全由她自主。

冰心与父亲（冰心文学馆提供/图）

在女性深受禁锢的20世纪初，这确乎是冰心的幸运。

在贝满中学、燕京大学和美国的威尔斯利女子大学，谢婉莹都受到了基督教义的濡染。“虽然不一定能说冰心是基督徒，但她接受过洗礼，对圣经熟悉。后来文学的语言也受到影响，浓缩精炼，能用很短的文字把事理说透。但这是一份很个人化的信仰，不事宣扬，放在心里。她也几乎不去教堂。”王炳根说。

青年冰心（冰心文学馆提供/图）

宗教观念、泰戈尔的思想、民族文化中传统的道德，共同塑造了冰心。面对“破坏与建设时代”，她的主张始终是温和、改良的。

穷尽对社会的理解、对宇宙万物的思考后，冰心得出结论：在一切虚无、相对的变化中，唯有爱是永恒和实在。

她写过一篇名为《超人》的小说。年轻人何彬原本厌世，“凡带一点生气的东西，他都不爱；屋里连一朵花，一根草，都没有。冷阴阴的如同山洞一般。”世界在何彬眼中虚空，人生也毫无意思。然而因了一个叫禄儿的孩子在病中的呻吟，还有护理他的白衣女子，他念及母亲，忽然悟到：

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留学时，身体不适的冰心在青山疗养院蛰居半年。那段日子又冷又闲，但她从友人的馈赠慰问里感受到“显然不是敷衍”的关怀。出山之后，她决定用一生来实践“将爱施于人”的承诺，于是逐渐从自己小我生活的和谐，推论到凡世间人都必须、都能够互相爱。这也正是“爱与同情”那段内心独白的由来。

冰心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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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心文学馆的一楼大厅，洁白雕塑后面是一幅看起来有些模糊的彩图，碧蓝的海水延伸到近处，类似灯塔的建筑立在礁石后。10岁上下的谢婉莹，曾经向父亲表达过“当一名灯塔守（护者）”的志愿：“晚上举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觉得有无上的倨傲与光荣。”父亲有些惊诧，但并未一下打消女儿的念头，只是安慰她：“清静伟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灯台（塔）守，人生宽广得很！”

几年后，初入北平协和校园的冰心，曾经立下当医生的志愿，但很快，一份爱好改变了她的志愿。这改变，果然成为另一种对他人的照亮。

1919年，谢婉莹发表了她的处女作——小说《两个家庭》，署名“冰心女士”，由此展开她绵延80年的写作生涯。

我们都是自然的婴儿，

卧在宇宙的摇篮里。

——《繁星 十四》

《繁星》甫一发表，就被她的老师周作人搬上课堂作为范本。课堂外，普通读者中也掀起了写小诗的风潮。同时代的读者燕志儁说，“心里会意的时候，就在算术书的空白上自己作一首（小诗），教员叫起来问功课，往往弄得怔怔的半晌无言。”

“那时候她的作品之畅销，就像后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