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社会治理：推动自治、法治、德治融合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农健/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23日《南方周末》）

比如针对婚丧嫁娶的铺张浪费和攀比问题，桐乡市推出了“文明评判+村规民约”组合拳，让群众自己制定、评判酒席标准，解绑了群众的“面子债”，刹住了乡里攀比之风，形成了良好的治理秩序

以村民（居民）自治为内容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发端于城市，经过艰难且曲折的探索后，于1982年被写入宪法，成为国家根本大法规定的正式制度。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标志着中国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正式建立。但在村民（居民）自治制度的具体实施中，过去我们多将之理解为民主选举，而较少关注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就此而论，村民（居民）自治制度存在较多不足、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中共十九大针对基层社会治理，在报告中首次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三种治理方式的内涵和相互关系是什么，值得仔细探讨。回答了这个问题，就可以将三者更好地结合以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有效性。

基层自治的边界

基层自治指基层社会的大部分公共事务依托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村民议事会、村民理事会、村民监事会等组织形式，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多层次基层协商格局，坐实民众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

这是国家法定的、以村民权利为本位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基层社会治理的根本目标和“源头活水”。基层既是产生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的“源头”，也是协调利益关系和疏导社会矛盾的“茬口”，社会问题复杂多变，因此，处理基层公共事务主要靠基层自治，这是宪法规定，也是基层社会的现实要求。

当前，我们迫切需要扩大基层群众自治的范围，不仅要民主选举，而且包括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以及群众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如此，才能实现高质量、高水平的基层自治。

比如从2013年起就开始进行自治、法治、德治“三治合一”建设实践的浙江桐乡市，就按照“费随事转、权随责走”的原则，梳理出基层群众自治组织“需依法履行的36项事项”和“需协助政府工作的40项事项”两份清单，划清“行政权力”与“自治权利”界限，推动了基层自治组织职能回归。

要注意的是，基层社会自治必须要有边界，其一是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二必须在法治框架内进行。

自治与法治、德治相互贯通

法治之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意义，不仅仅是指依据法律条文调节社会关系，更重要的是指法的精神，是包括村规民约在内的一整套规则体系。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并非所有的风俗习惯都需要法定化。人类受多种事务的支配，包括气候、宗教、法律、施政原则、先例、习俗习惯等，这些社会规范就形成了一种“一般精神”。正是这种一般精神形成了一个民族的内在性格和文化传统，它往往可以左右成文法的实施效果。风俗和习惯是民族一般精神的重要载体，法律是立法者创立的特殊、精密的制度，两者共同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直接而重要的影响。孟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