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清提高个税起征点的两个问题：税制不宜太复杂，起征点应各地相同

个税起征点提升势在必行，甚至可以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从而减少税制对激励机制的扭曲，并实现更好的“藏富于民”效果，帮助我们应对当前的经济转型挑战。（东方IC/图）

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将在8月27日至31日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上得到审议。该草案众目聚焦，此前在向社会征集意愿时，数据显示，其所受到的关注度远远高于同期征求意见的其他法案。

此次修正案草案拟将起征点由每月3500元提高至每月5000元，即每年6万元，而一些民众甚至专家认为还可以调得更高。目前的3500元标准系于2011年制定，而这些年随着工资增长和生活成本上升，提高起征点无可厚非，更何况，根据很多专家的意见，个税起征点原本就是应该与通胀率挂钩，水涨船高才比较公平。

从制度设计的角度看，个税原本要发挥一定的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个税机制中规定的复杂的累进税率也是为了实现这一初衷。然而，目前的现实是财产性收入差距在贫富分化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大，而因为富人的财产性收入或者不用纳税，或者富人可以利用的避税手段比较完备，所以靠个税很难调节财产性收入。主要依靠劳动性收入者本来就不属于最富裕的阶层，却要承担比较高的税率，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显然有些不公正，而且有可能挫伤一些高素质劳动者的积极性，以及投入资源来提高自身劳动效率的动力，从而不利于经济与产业的升级和转型。所以，我们有必要通过提高起征点来适度降低劳动者的税负，同时通过完善财产税制度来增进整个税收体制的公正性。

虽然说个税起征点绝不是个税改革的唯一问题，也不一定是最关键的问题，但起征点需要提高这个共识还是我们需要达成的。当然，对这一共识也有一些批评，比如有些人认为统一规定一个起征点并简单提高其标准，并没有把不同人的生活成本纳入考虑，因而不公平。也有人认为这没有考虑到地域差异，导致目前缴纳个税的人群主体是收入较高的大城市，这对大城市劳动者不利。这两个问题或许需要澄清。

假如我们生活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可以精确计算所有人的必要生活开支，包括满足吃住行的基本需求及照顾子女、老人的支出，那么，根据每个人的生计开支来进行抵扣，的确是比较完美的做法。然而，现实情况是，准确计算出所有这些开支是不可能的，除非我们生活在一个实现了巨细无遗的数字化管理、一切都是透明的国家里，更何况人们会为了避税而虚报生计开支，而且更富和更有权势的人会更有能力这么做。所以，为了追求极为精确的“公平”而做出过于复杂的制度设计，只会造成巨大的寻租空间，在目前的社会治理水平下只会导致更不公正的结果。更何况，不同人的基本生计开支可能随各种因素变化而随时发生改变，要追踪所有这些改变更是不可能。所以，基于“有限理性”的前提，取一个大概值是更好的做法。而在这一基本框架之外，再辅之以专项扣除，本次草案就规定了子女教育支出、大病医疗支出等方面的专项扣除。这两者相结合，应该能比较稳妥地解决“一般性”与“特殊性”的问题。

而试图根据不同地域的收入水平实行不同起征点的建议，则违反了一国范围内人人应当在税收面前平等的原则。不同的主权国家当然可以实施不同税率，但在同一国家内，因为是政府统一征税，统一地发挥向全体国民提供公共服务并调节收入差距的功能，所以税制必须平等地对待全体国民。假如只在大城市提高个税起征点，或者在不同收入的地区之间建立起征点级别，就会造成给大城市等高收入地区相对减税的效果，这当然会破坏税制的统一性。不同地区居民的收入水平本来就是多重因素导致的结果，与政府财政、税收政策也有很大关系，不能因为一些地区收入低就在个税方面对其居民实行变相“惩罚”，这会进一步加剧这些地区的人才流失等问题。更何况大城市高收入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大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更高，所以对其变相减税就更加不公平。

所以，个税起征点提升势在必行，甚至可以把步子迈得更大一些，从而减少税制对激励机制的扭曲，并实现更好的“藏富于民”效果，帮助我们应对当前的经济转型挑战。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