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唤醒植物人

最新的共性化艺术唤醒方案——声音剧《记忆之尘》，用于唤起植物人对日常生命记忆的主动想象。（吴超供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9日《南方周末》）

“它更像一种场，比如植物在听音乐的时候长得很好，对于植物人可能也一样，当他在艺术的场里，他的所有细胞都会打开，从而获得一种能量。”

“追求‘醒’其实是中国植物人家属的心理预期，或者说道德标准——家里有病人，我得弄好，否则显得我没本事。事实上，那些治疗都是很痛苦的，对病人来说强度是很大的。”

因为一场车祸，不到20岁的广州少女佳美成了植物人。

在这之前，佳美的人生充满了可能性，工作赚了一些钱就辞职去玩，没钱了就再找工作。

在这之后，她的人生就在能不能醒来之间徘徊——如果无法苏醒，那么她将不能动、不能说话、对外界刺激没有反应。陆军总医院附属八一脑科医院神经外科主治医师杨艺估算，每几十个植物人里只能出现一个彻底康复的案例。

植物人虽不能动，但他们周围的世界却忙得像打仗。正常人睡觉时，平均20分钟会翻一次身，醒着更是时刻在动；植物人总是静卧病床，为了防止肌肉萎缩、褥疮和坠积性肺炎，看护人至少每隔两个小时帮他们翻身叩背一次，一天要翻十多次。为了防止植物人返流和误吸，最好少吃多餐，每隔两到三小时要喂一次饭，一天喂五六次。在翻身和喂饭之间，还穿插着输液抽血、神经刺激治疗、排痰排便，以及早晚各一次的擦洗。

为了让女儿醒过来，佳美的父母尝试过不少“偏方”——许愿、放生、去寺庙里做义工，还托人从西藏带回来一些药剂泡水给佳美抹身，但都不见效。

一个多月后，医生问他们，要不要尝试一个艺术唤醒植物人的实验。“我第一时间说行。”佳美的妈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尽管她此前“从来没听说过”。

这是中国第一例艺术唤醒植物人实验。从业二十多年的台湾艺术治疗师吕素贞感叹，“我此前从没听过艺术治疗运用在植物人身上，虽然它已运用在高龄产妇、创伤者、退役士兵等群体身上。”

发起“艺术唤醒”的是中国艺术家吴超，她此前不了解艺术治疗，创意的源泉来自她丈夫夏维伦的一场重病。巴黎商科毕业的夏维伦原本在一家大型汽车企业工作，31岁时突发面部癫痫，检查出脑部肿瘤，手术后偏瘫。康复过程并不愉快，“治疗师每天都让他读一些很无趣的重复性文字，唱一些很落伍的歌。”吴超回忆，“夏维伦说，我说话不好使了，脑子又没坏，干嘛拿这么弱智的东西给我读。”于是，吴超带着丈夫一起做艺术创作，夏维伦的身体渐渐恢复，并发症也越来越少。

吴超和夏维伦想到同病房的植物人，觉得艺术也能帮到他们。中国大约有一百万植物人，每年新增七到十万。数字是根据很早以前欧美的植物人发病率估算的，没有准确数字是因为国内没有专门机构统计。“国家制定各种医疗政策和医保政策的时候，都是基于对病情的基本了解做出来的，现在连最基本的流行病学资料都没有收集到，这些年都没有做过，”附属八一脑科医院二区主任何江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你都不知道中国有多少植物人，不知道他们一年花多少钱，最后都能活多少年，都是为什么死的。”

实验首先在夏维伦住过的医院展开。“如果第一个失败，（植物人）完全没有反应，医生可能会觉得这个猜想是错的。”吴超当时心里没底。

艺术唤醒持续了两个月后，2015年1月1日，吴超收到佳美妈妈的信息：“医生说，佳美醒了。”

吴超和夏维伦深受鼓舞，又开启了两个艺术唤醒实验，两位植物人也醒了过来。消息传开后，许多植物人家属仿佛发现了灵丹妙药，求助信息一时间包围了吴超和夏维伦。

“我最反对‘包治百病’的观点，不能以局部取代所有工作。”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吴超反复提到，艺术手段对于唤醒三位植物人起了多大作用，目前还不能判断，但这是个有价值的方向。

艺术唤醒项目做了近四年，吴超夏维伦的团队日益壮大，医生、心理师、禅师、音乐治疗师、家庭治疗师纷纷加入，广州军区总医院、陆军总医院、燕郊人民医院先后参与合作。

“我们后来发现这不是唤醒植物人，是唤醒意识。”2018年7月，吴超写下《生命宣言》，认为艺术治疗的对象不仅仅是上百万植物人，而是所有病人：

“疾病，是人类永恒的难题，它需要所有文明一起工作，才能获得解题思路。我们可以分割学科，却无法分割人的身体与情感，无法分割伤口与痛苦、死亡与恐惧，无法分割离别与悲伤。这个时代，当人面对最后的问题，疾病与死亡，却只有医学在孤身作战，‘人’已经被学科分割了……”

有环幕的艺术唤醒室，主要用于意识障碍病人的促醒和康复。（吴超供图/图）

艺术对人的影响能检测吗？

何江弘是全国著名的昏迷促醒专家，从业几十年来，他听到大众对于植物人的主要误解有两个：植物人没治；谁说有治疗方法，那是瞎忽悠。

“汽车不能走了，如果是机器有问题，我们负责把机器部分修好。”在艺术唤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