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戛尔尼使华日志看中英两国当时的知识差距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英国派出的特使马戛尔尼到达热河（承德）行宫，拜见了乾隆皇帝。（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8月2日《南方周末》）

如果以谢清高的《海录》与当时英国对于远东的知识相比，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差距。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不能获得外部知识，当时的中国有着许许多多个“谢清高”，但在世界全球化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外部知识，在中国却不为朝廷所重，也不为当时读书人所重。在“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么一个庞大的建构之中，竟然找不到这类知识可以搁置的位置。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9月，英国派出的特使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到达热河（承德）行宫，拜见了乾隆皇帝。马戛尔尼此行的表面目的是祝贺乾隆皇帝八十大寿，真实目的是要求与清朝扩大通商并获得割让小岛等权利。马戛尔尼使华的主要目的失败了，当时在清朝并没有引起太多的反响；后来的历史却说明，这是中国历史上头一等的大事。

马戛尔尼使华前，英国政府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其中包括了关于航行和中国的“知识”准备。1792年9月，马戛尔尼使团从英国出发，沿着大西洋一路南下，经过马德拉岛（Madeira，葡萄牙）、特内里费岛（Tenerife，西班牙）、佛得角群岛（Cabo Verde，葡萄牙）、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葡萄牙），到达大西洋南部的特里斯坦-达库尼亚岛（Tristan da Cunha，后归英国）；随后顺着洋流横向往东，越过非洲的南端，一直航行到印度洋南部的阿姆斯特丹岛，然后再顺着季风和洋流，到达爪哇岛的巴达维亚（今雅加达）；由此经昆仑岛、土伦港（今岘港），于1793年6月到达中国广东海面。从马戛尔尼使团的航行来看，他们对大西洋、印度洋以及东南亚各海域的气候、风向、洋流，已经有了比较好的把握。这是海洋与航海知识的运用与加强。

马戛尔尼使团对于沿途各地有着详细的记录，到了中国之后，更是有着各种各样的记录。这可见之于使团的官方文献，还可以见之于使团的许多私人记录（其中一部分也译成了中文，例如使团副使斯当东著：《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叶笃义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英国由此可以获得许多外部的和内部的情报。这使得英国对于沿途和中国的知识有了很大的增加——可以说，这也是使团的目的之一。最近，何高济教授翻译了《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与使团医生巴罗的记录一并收入《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一书，下引书未注出处的，均指本书），让我看到了马戛尔尼的中国印象，或者说是他的中国知识。

《马戛尔尼使团使华观感》，何高济、何毓宁译，商务印书馆，2013（资料图/图）

马戛尔尼的中国知识

《马戛尔尼勋爵私人日志》篇幅不大，分成风俗与品性、宗教、政府、司法、财产、人口、赋税、文武官员的等级和制度、商业和贸易、技艺和科学、水利、航行、中国语言和结论等章节。作为两百多年前的“老外”，第一次来到中国，不懂中文，但对中国的观察和了解却相当深入。这是他们的知识需求所致。我在这里引用马戛尔尼的几段话，测一下他关于中国知识的水准。关于宗教，马戛尔尼称：

我现在来谈谈中国流行的宗教。就我所见，其中没有一个对信徒的行为产生多大的影响。教义可以不同，伦理几乎一样，都要支持和履行同样的社会义务。但人的品德并不总是以他们的宗教观而定，所以我相信，某一教派的犯罪分子很难比另一教派少。中国没有正式的国教，没有拥有垄断特权的教派，也不排斥某教派的信徒担任官职。国家的工作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不管他们是在庙里还是在浮屠里作祈祷。皇帝派来护送我们的使团中，鞑靼使节（徵瑞）信喇嘛教，王（文雄）是佛教信徒，乔（人杰）是孔教，他们三人做的是同样的工作。（第18页）

在当时的西方，宗教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时具有超政治、超经济的强势地位。马戛尔尼也同样关注于中国的宗教生活及其政治地位。他提到的三个人都是乾隆皇帝比较信任的官员。徵瑞（1734-1815），满洲正白旗人，富察氏，时任长芦盐运使，后长期任职于内务府，他的宗教信仰很可能是仿效乾隆帝。王文雄（1749-1800）是武夫出身，贵州玉屏人，曾从征缅甸、金川，时任通州协副将，后官至固原提督，自称是佛教徒，很可能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烧香拜佛。乔人杰（1740-1804）是举人出身，山西徐沟（今清徐）人，时任天津道员，后官至湖北按察使，自称其信奉孔夫子是很自然的事。马戛尔尼对此不能详加区别，甚至将儒学也当作了宗教，即孔教。他可能不知道，徵瑞、王文雄也会同样地信服孔夫子的学说。然而，他对中国没有国教、宗教不占政治生活主导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