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影响最大的四本书

徐国琦，香港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中国与大战：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国际化》《奥林匹克之梦》等（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4月19日《南方周末》）

我把自己作为读书人的经历分为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好读书，不求甚解”阶段。二是“为己之学，为人之学”阶段。三是“尽信书，不如无书”阶段。这三阶段论似乎与王国维先生的学问三境界说有点相辅相成。他的三境界如下：“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里不敢掠王先生之美，就不再展开了。

如同我不久前在内地出版的一本小书《边缘人偶记》所坦白的，我出身贫寒之家，小时候没有读书环境和机会。在求知欲最强的阶段无书可读。侥幸考上大学后，像饥饿之人突然遇到食物，立即不加选择地进入“好读书，不求甚解”阶段，找到稍有兴趣的书马上就读起来，可谓饥不择食，时常发生陶渊明所谓的“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情景，甚至达到唐太宗提到的“开卷有益，朕不以为劳也”之境界。尤其是找到一本所谓的时髦书或禁书，实在是能体会古人的“雪夜闭门读禁书”的快意。《古文观止》以及各种野史笔记、王了一（古文字学家王力）的《龙虫并雕集》、曹聚仁的《我与我的世界》都是在这一时期好好享受过的。虽然这一阶段主要集中在读书早期，但直到今天在读专业书读得头昏脑胀时，我偶尔也会回到初心，找一些轻松书籍，放纵一下自己，修身养性。

这种“信手拈来、快意读书”时期可惜很快就成为奢侈品，可遇不可求。当读书已成为稻粱谋和在学术界生存立足的敲门砖和工具时，即进入所谓“为己之学，为人之学”阶段。这时候读什么书是必须有所选择或没有选择。可以说是功利性读书，有的放矢。读书的主要目的是要为自己立言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