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新文明轴心时代的来临 从 “文明的冲突” 到 “文明的对话”

文明的对话可以从“存有连续观”和“存有断裂观”的向度进行对比，从天人、物我、人己三个向度进行对比。这些对比的出现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去较量，而是要去融通。（东方ic/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2月22日《南方周末》）

如何免于欧洲中心主义，是以亚洲中心主义取代吗？当然不可以，应该是以多元化来取代中心主义。

“迎接”的意思是快来了，但还没来。对人类文明，尤其是对中国而言21世纪是一个崭新的年代。中国20世纪几乎一直困陷在如何追求现代化的困境中。进到21世纪，中国已经参与到现代化进程中，并且可能成为现代化的重要反思者。我们民族的文化传统有别于西方，最具有机会、权利，也最具有当该去做的责任，去好好反思整个人类文明的发展。现在所谓的文明冲突真的就是文明冲突吗，还是权力的冲突？

在各个领域，我们一直在西方所给予的概念范畴、理论框架和发展向度之下来思考问题。我们能不能给出新的理论框架、概念范畴和发展向度来思考问题？如果我们没办法，世界可能会陷入一种比较麻烦的境地。就目前来讲，从希腊罗马基督宗教到西方近现代文明的发展，现在能够对整个人类文明起到较大反思作用的，恐怕只有中华文明。我认为文明冲突只是表象，表象之下是文明的衰颓。问题比较宽泛，我们抓几个要点来谈。

归返“轴心时代”，寻求人类文明发展的新可能

文明的“轴心时代”是1949年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他的大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这本书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史前、古代文明、轴心时代和科技时代这四个基本阶段，其中，第三阶段是以公元前500年为中心，东西方同时独立地产生了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和希腊四个轴心文明。

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这段时间，雅斯贝尔斯把它称作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这期间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各文明相继出现伟大的精神导师，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柏拉图，印度的释迦牟尼，中国的孔子、老子，他们都可谓德智双彰，参赞天地。当然，科技时代显然是以古希腊以来的西方文明作为主流。

现在所谓的新文明轴心时代，是经由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宗教改革这一连串现代化发展后，也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说的科技时代之后，21世纪人们所要求的一种新的文明方式。新的文明方式应该是什么样的？这个问题目前还在探索之中。我认为应该回到古文明，重新去寻求新的可能。

整个西方现代的主流文明已经不是原先轴心时代的文明方式了。科技时代是以科技挂帅，工具理性的合理性已经被高张，资本主义化、消费化的趋向已经向全球蔓延。在全球化之下，人们把需求和欲望混淆了，把权力和理性也混淆了。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循着欲望之力的理性法则向前奔赴，已是一往而不复。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我认为，这正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有所贡献的时候，但中华文明本身还面临着非常严重的问题。如果不能克服自身的问题，中华文明不可能对人类文明产生正面的示范作用。回到古文明经典的范式中去，我深深地觉得这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所必须要担负起的责任。

反思：超越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

从文明的轴心时代发展到西方的现代化，现代性目前面临诸多困境。譬如，亨廷顿所提到的“文明的冲突”，福山所提到的“历史的终结”，世界目前正陷入恐怖攻击的不安状况。中国作为世界大国，如何能免于霸权，做到王道，很不容易。西方近现代文明没有王道的概念，怎样让王道概念在中华母土上很好地生长，从而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