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汪子嵩先生

汪子嵩先生遗像。（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8年2月1日《南方周末》）

汪子嵩先生以他的人生抉择和他生命的最后四十年，向我们展示了人如何可以以他的切实的、不慕浮名、不恋权位的艰辛劳作和创造，成就人生真正的伟大和卓越。

一、

2018年1月21日22时05分，96岁高龄的汪子嵩先生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汪子嵩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古希腊哲学史家。他1941 年入西南联大学习哲学，先后师从冯文潜、汤用彤、冯友兰、金岳霖、陈康等多位中国现代著名者，1945 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成为陈康（1902-1992）先生的研究生，由此走上了专治古希腊哲学的研究道路。当时，陈康先生同时身兼西南联大和中央大学的教职，我的业师苗力田（1917-2000）先生早汪先生一年考取中央大学研究院哲学研究所陈康先生的研究生，因而两人实为陈康先生在大陆仅存的入室弟子。

西方古典哲学早在明末清初就传入了中国，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在和中国士大夫阶层接触时，也将古希腊、古罗马的一些自然科学著作、道德哲学著作和形而上学著作或以转述的形式，或以翻译的形式介绍进来，其中，像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前分析篇》《论天》《论宇宙》《论灵魂》《气象学》《尼各马可伦理学》等都有译介，因此，中国知识阶层了解古希腊哲学，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实是从明末清初开始。但是，古希腊哲学学科在中国的成立却是始自现代，在这一过程中，使中国的古希腊哲学学科达到国际水准、为中国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奠定了坚实学术基础的，就是陈康先生。遗憾的是，陈康先生1940 年从德国学成归国，1948 年即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大学哲学系任教，因而，在大陆学界给我们留下的东西不多，只是几篇文章和一本可谓空谷遗音的柏拉图《巴曼尼得斯篇》译注。因此，当我们谈到在1980 年代那个百废待兴、思想解放的年代，沉寂了近三十年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在国内重新焕发青春与活力，并为古希腊哲学学科在当代中国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我们就不得不提到敬爱的汪公——汪子嵩先生。

熟悉汪先生的人，大概都知道他那个“我要回到古希腊去了”的人生重大决定。当时，正是“真理标准大讨论”的1978年，汪先生时任人民日报社理论部副主任，亲身参与了其中许多具体的工作。但也正是在那个时候，汪先生作出了他人生当中的一个重大决定，这就是重新回到他所热爱的古希腊哲学中去，尤其是回到对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研究上去。我们现在已经不能知道汪先生当年做出这一决定时的具体想法。但是，或许，写在1981年出版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后记”中的一段话能够说明其中部分的原因：

1944年，我在西南联大读书，要作毕业论文，我对西方哲学史有兴趣，想从头读起，就选了柏拉图的哲学作为论文题目。第二年当了研究生，跟陈康先生读了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书，开始学习怎样从哲学家的著作中分析研究他们的哲学思想。不久就迎来解放，哲学史被抛在一边，我转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了。1959年，我的生活发生了一次转折。1963年，让我重新搞哲学史，并且要我讲《形而上学》的课。当时有些爱好哲学史的同学告诉我，他们想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