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之城——营造学社遗忘的560张照片

（本文首发于2018年1月11日《南方周末》）

为什么由梁思成拍摄的属于营造学社的560张照片至今才首次公开？为什么抗战年间这些建筑才俊们把镜头对向了西南小城广汉？今天来解读这批尘封已久的照片，我们又会有什么新发现？

透过这些照片，透过这座小城，古老中国的身影若隐若现。

小城惊鸿一瞥

民国28年（1939年）11月18日下午两点，两位头戴礼帽、身着西服的中年男子从西城门走进广汉县，他们是营造学社成员、建筑学家梁思成与刘敦桢。午后的阳光驱散了成都平原冬日的阴冷，洒在重檐歇山顶的门楼上，斑驳的城墙上绘有“万众一心”四个美术字，背着长枪的士兵在城门前站岗，令人嗅到战争的气息。

抗战时期，广汉西城门，劵拱上写着“驱逐倭寇”四个大字，城墙上“万众一心”美术字也清晰可见。（梁思成/图）

此次广汉之行，是营造学社川康古建筑考察的一站，1939年8月27日，内迁昆明的营造学社开始了筹划已久的川康古建筑调查，来广汉前，梁思成一行已走过都江堰、雅安、芦山、乐山、夹江、新都等地，沿途考察了大量古建、崖墓、汉阙、石窟，这也是营造学社最后一次长途考察。营造学社成立于1930年2月，是以保护和研究古建筑为宗旨的民间学术团体，云集了诸如梁思成、刘敦桢等著名学者，通过他们的走访与调查，将尘封的中国古建筑重新纳入国人视野。

还没进城，梁思成就领略到这座古城的建筑之美。成都到广汉的官道上，四座高大的牌坊鱼贯而立，壮观肃穆，庑殿顶正脊立有鸱吻，传说它是龙生九子之一，平日喜好登高望远，又能吞火，便被请到了屋脊防火；镂空的飞檐上翘冲天，檐下诸如“旌表”“皇恩”“节孝”等字样，暗示着这片土地曾经的道德高度。

成都到广汉的路上四座牌坊鱼贯而立，分别为明代“父子荣恩”坊、“祖孙科第”坊，以及两座清代节孝坊。（梁思成/图）

牌坊是中国古代褒奖贞烈、尊崇孝悌的礼仪性建筑，也是最有故事的建筑，广汉有牌坊五十二座，每一座牌坊背后，都有忠臣、良吏、善人、烈妇、孝子、耆老的身影，它们林立在县城的土地上，路过的行人，都感叹其恢宏与华丽，并沉浸于主人的故事之中。官道上的四座牌坊，分别为明代父子荣恩坊、祖孙科第坊，以及两座清代节孝坊。父子荣恩坊主人是胡觉山、胡继先父子，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胡继先得中进士，官至开封知府，勤政爱民，颇有美名，胡觉山亦有功名在身，父子同时受到旌表，无疑是一时之盛事。

在丽芳旅馆下榻后，梁思成即去县政府拜访县长孙完先。县政府地处雒城中心，民国元年（1912年），宣统皇帝退位，中国各地衙门纷纷改弦易辙，换成了青天白日旗。广汉县政府昔日也是州衙，衙门内曾有座木质牌坊，檐下字牌刻着十六字“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是宋太宗训诫官吏的话语，梁思成来时，戒石铭已换成“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了。

孙县长派遣王俊之做向导，陪同梁思成考察了文庙、开元寺、叙伦园。傍晚6点，广汉上空响起警报声，一小时后才解除。第二天上午，梁思成匆匆离开广汉，他或许不会想到，自己与眼前的这座城市，日后还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尘封记忆重见天日

龙头村的宁静生活并未持续太久，1940年秋，日本侵占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昆明也不安全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决定内迁四川李庄，一向依赖史语所图书资料的营造学社不得不随之南迁，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同济大学、金陵大学等文教机构也陆续汇聚，傅斯年、李济、陶孟和、吴定良、董作宾、童第周等著名学者纷纷到来。李庄，这个长江畔的小镇成了抗战时期的文化中心。

在颠沛流离的抗战岁月，生活尚且不易，营造学社再无力组织大规模古建筑调查。内忧外患之际，广汉县抛来了橄榄枝，广汉是国民党元老戴季陶先生故乡，1941年春夏之交，时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倡议以新式体例重修县志，遂延请国立编译馆郑鹤声、康清先生来县，成立修志调查委员会，并找到营造学社，请他们拍摄一套完整的建筑影像资料。

林徽因到李庄后肺病加剧，终日卧病在床，几个月前，弟弟林恒在成都空战中殉国，令她心力交瘁，无法再陪同梁思成到野外考察。梁思成带着刘致平，6月下旬抵达广汉，刘致平1928年考入东北大学建筑系，1935年进入营造学社，任法式部助理。

四川会馆山门一楼一底，二楼垂下藤蔓，门口有对石抱鼓，一个穿着黑衣的小孩盯着山门“山河残破”四个大字。（梁思成/图）

那时候的广汉县，是成都平原典型的小城市，西南边高山矗立，东部低矮的丘陵连绵，中部则是大片肥沃的平原，青白江、鸭子河、石亭江自西北流入，带来了充沛的水源，也孕育了文明。广汉县下辖城守镇、三水镇，以及连山、松林、新兴、金轮等二十一个乡场，人口约27万。

广汉位于成都平原，有青白江、鸭子河、石亭江等流经。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