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刘芳：在脆弱的星球开一朵绿色的花

“根据过往的经验，企业的发展并不可持续。”

语出自刘芳撰写的惠普环境管理报告。她是惠普中国区可持续发展经理，她的担心是有依据的。按照目前的能源消耗增长速度，到2050年，人类需要2.3个地球才能满足全球人口的需求，而届时世界人口将达到94亿。

在人口爆炸、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公司怎么可持续发展？

惠普创始人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在60年前给出了答案：“推动社会进步的责任不能只由少数人承担，这是每个人都应当分担的责任。”刘芳深以为然。

作为一家老牌IT企业，技术成为惠普推动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经分析发现，惠普整体的碳足迹中有45%来自供应链（碳足迹是指温室气体排放量），有53%来自惠普产品和解决方案；水足迹中有22%来自供应链，75%来自惠普产品和解决方案。

两者相加比重超过95%。不解决这两个领域的生态问题，不能谈可持续发展。

为地球减负的供应链

惠普的供应链网络由数百家供应商以及数以万计的非生产供应商组成。为了提升供应链的环境绩效，并保证标准的统一性，供应商需要与惠普签署社会和环境保护责任（SER）的协议，内容包括环境管理、矿物采购、劳动管理、产品及材料合规等等。

SER并不是一纸保证书，它将供应商置于定期监测和评估中，当惠普向供应商提供新业务和续约业务时，会参考他们的SER绩效。这意味着，当供应商的SER绩效下降时，获得业务的机会就会减少。

希捷科技是为惠普提供数据存储服务的一级供应商，获得惠普颁发的“供应商企业社会责任奖”，其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工厂每年共节能123万千瓦时。据统计，中国和东南亚地区200多个惠普供应商自2010年起，共节省5.76亿千瓦时电力、二氧化碳减排量累计94万吨。节能减排带来的经济数据也是可观的，惠普估算供应商通过参加能效计划共节省约7300万美金。

惠普可持续的供应链

在CDP（Carbon Disclosure Project）二氧化碳披露计划的《2016年全球供应链报告》中，惠普凭借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和策略，连续三年被评为全球领先公司，并列入CDP《2016年全球气候变化报告》中的“气候指数A级榜单”。在二氧化碳披露计划的数千家公司中，只有9％被列入气候指数A级榜单，惠普是其中之一，这意味着惠普在上一个报告年度内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来减少排放和缓解气候变化。

数据显示，2016年惠普的碳足迹比2015年减少1%；水足迹减少12%。

当刘芳在工信部资源综合利用处分享上述数据时，专家评价称“这很重要”，因为并非每家企业都能提供。刘芳认为，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惠普在绿色供应链管理方面起步较早，它是首家发布供应商名单的IT公司，也是首家设定供应链减排目标的IT公司，惠普公开承诺：到2020年，公司供应链中一级制造和产品运输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减少20%。

“因为这个承诺和目标，惠普需要追踪供应链，至少是一级供应链，并计算它的碳足迹和水足迹。”刘芳相信惠普既然敢于承诺，也必定能够达成。这是理性思维者的默契。

理性主义者的魅力

刘芳本科读的是物理专业，硕士时研究管理科学与工程。在可持续发展或企业社会责任领域里，文科背景的同行更多一些。当她2012年刚进入惠普时，同事格外热情：“哎呀！一直就等你来！”刘芳不解。

同事解释道：“理科人的逻辑性比较强。”刘芳笑了。

她有近10年的国际知名企业的QEHS（环境/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经验和近10年的审核员经历，拥有ISO9001国际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国际环境管理体系、OHSAS18001国际职业健康管理体系的高级审核员资格证书。区别于同司其他审核员，刘芳为企业做审核时，她的重点是企业实际操作的绩效和为企业带来的价值，对于书面文件是否写得天花乱坠、提供的记录是否如程序文件一样按部就班，并不是她审核的重点，因此在与德国审核员共同审核时给对方留下了深刻印象。事后，德国审核员向所在的审核机构提出：希望以后来中国审核时都能与刘芳搭档共同审核。

她的世界里有个理性与秩序的理想国。每次为企业做培训时，她都会在最后提纲挈领地回顾一遍，这一习惯让前领导念念不忘，评价她“善于抓住重点”。

审核员时期的刘芳在工作现场

在惠普工作期间，有一次刘芳代表企业与政府部门沟通某项行业的国家标准，她把材料研究得很细：“14种产品里面，其中13种产品都没有用这样的文字来表述，包括什么、含有什么、必须是什么成分，为什么单单对打印机有这个表述呢？”

对方说“是吗？”后来一看，果真如她所言，最终接受了建议，将打印机的定义重新调整。

保证惠普的产品满足中国环境要求是刘芳的基本职责，这关乎惠普产品能否进入中国销售。国家推出行业技术标准、管理办法前，会广泛收集信息，听取企业的意见。

“虽然出发点差不多，但大部分时候，企业之间会有不同意见。我们这些企业代表会先进行内部沟通。”刘芳在这种同行沟通中，逐渐成为组织者的角色。刚开始这个过程并不容易，“毕竟每个企业的出发点不同，也有不同的企业文化，每个企业的参与者都代表了一个公司，因此我会组织提前沟通，一方面会更全面了解整个行业的想法，同时也利于寻求整个行业的共同声音。”

2015年，中国能效标识制度实施十周年。为了进一步培育节能绿色消费需求，引导消费节能产品，《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随后开始进行修订，并于2016年6月1日起施行。办公设备等产品的能效标识需要符合新的要求。2016年4月办公行业的企业接到通知：准备两个月后的6月1日所有相关产品的能效标识要符合新实施的《能源效率标识管理办法》并征求企业的建议。这一突然的消息在所有相关企业内部都引起了巨大的波动。于是刘芳联络同行业的八家企业进行电话会议、建立微信群、组织各企业把建议和想法写出来，汇总整理后，九家企业都盖了章，最后呈给政府。“我们提了很多日常操作中的实际困难和建议。”刘芳回忆道。最终，国家发改委等主管部门接受了企业的建议，根据修订后的《管理办法》，将计算器显示器、复印机、投影仪等33类产品《能源效率标识实施规则》推迟到2016年10月1日起实施。

提升能效标准

“我觉得一个公司的声音是很弱的，同行很重要，如果整个行业都有类似的顾虑，中国现在和政府和政策制定部门是会充分考虑行业的建议，会开放地去了解来自行业的声音。”参与中国环境现行和即将实施的法规制定和意见提供是刘芳目前最主要的职责之一。

慢慢地，刘芳在这个圈子里收获了自己的声望，大家遇事习惯于先询问她的意见。她在自己拓展的关系网中，也建立起更紧密的行业关系。她也不否认组织者在付出更多辛劳后，会收获一些额外便利：“至少你可以把想说的话说出来，惠普的声音会被听到。”

很多时候，她可以代表惠普与发改委、财政部、环保部、工信部等政府部门直接沟通；有时，企业会把诉求和建议递给相关协会，通过协会向政府反馈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就体现出刘芳的性格魅力了。”冷欣新说。她是中国文化办公设备制造行业协会的副秘书长，对刘芳印象深刻。“她是积极分子，开朗活跃、有组织能力，勇于和善于表达自己的意见，亲和力很强。”冷欣新认为“亲和力”在处理拥有共同利益和竞争关系的企业问题上占据很大优势。

“人好、能力强是一方面，她所在的公司有影响力是另一方面。”冷欣新不讳言惠普为其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平台。然而，刘芳亦未让人失望，她把握住了机会，既为公司赢得荣誉，也为个人在行业中争得一席之地。

废而不弃的全循环逻辑

刘芳刚进入惠普的时候，闷头做事，不知道旁边工位坐的是谁，同事也不知她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后来，她逐渐意识到可持续发展团队在惠普的影响力非常有限，于是主动跟老板Kok Wah谈：“我想让整个公司都知道：在环境方面有问题的时候、当客户对可持续发展感兴趣的时候，或者其他同事需要支持、在这方面有想法的时候，都可以找到我们。”

Kok Wah同意，让她放手干。

2016年，刘芳在惠普内部发起“回收日”，呼吁同事把家中和公司里废弃的电子产品带来。她当时乐观估计最多有200人参加，最后竟来了400余人，连一些平日不坐班的同事也来了。有员工带来了20余个空墨盒——他知道随意处置废弃墨盒或硒鼓会对身体健康和环境带来消极影响。

这一天里，很多惠普的同事都知道了刘芳和她的可持续发展部门。

惠普回收日现场

收集上来的废弃耗材最后被刘芳送到具有国家资质认可的回收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理。此后，她在惠普每个打印间放置一个专收废弃电子产品的回收箱，便于同事处理废弃电子产品，“确保不会被随意拆解而对环境造成影响。”刘芳说。她在新加坡看到1万部手机能回收上来1公斤万足金，循环经济的潜在价值和前景让人心生敬畏。

自1987年起，惠普就在全球73个国家设立“地球伙伴计划”（简称PPP项目）。在中国，中国企业和公共客户可以通过PPP项目预约上门回收其用完的惠普硬件产品和耗材产品。由于有些产品含有大量个人信息，回收处理商需要首先按照惠普的严格要求进行物理消磁或化学消磁，确保产品原有信息被彻底删除。

该计划开展30年来，惠普已回收超过168万吨产品，相当于8000头蓝鲸的重量。仅在2015年，惠普就回收了15万余吨各品牌硬件产品和耗材产品，相当于347架波音747飞机的重量。

11月8日，有惠普用户在微博上问：硒鼓怎么回收？他觉得留着无用，但扔了又不环保。惠普官方不到24小时回复了该用户惠普原装耗材的回收流程：登录惠普的官方网站，或者在搜索引擎搜索“惠普地球伙伴计划”。打开后，在系统内输入需要回收产品的数量和所在地址，会有专业人员上门回收，并交给惠普合作和认可的处理企业进行无害化处理。惠普认为，主动回收自己所出售的产品和耗材是最基本的社会责任感。

惠普通过这个网站统一回收硬件和耗材产品

有用户把参与惠普硒鼓回收的感受形容为“就像是在虔诚地完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这的确非常重要，但还不够。

为了实现更多种类废弃物的可再生和利用，惠普又开展“闭环回收计划”，使材料进入新产品。惠普利用近9万吨再生塑料生产了340多万个墨盒及粉盒，此举避免了7.35亿个墨盒、7000万个衣架和38亿个塑料瓶进入垃圾填埋场——惠普平均每天从垃圾填埋场回收100万个塑料水瓶。

与原生塑料相比，在生产品质不变的前提下，再生塑料的碳足迹最高减少33%，耗水量最高减少75%。2018年，惠普会在中国的再制造领域投入更多关注。

在美国，惠普还推出了Instant Ink 网上墨水订购服务。打印机检测到墨水即将用尽时会自动订购新墨盒，预付邮资的信封可以让客户更方便地退回旧墨盒用于再生。惠普在改善资源利用的同时，加速向循环经济过渡。

“惠普在亚太有个循环圈，从原料的生产，部件的生产，到最终产品结束使用寿命而被回收，以及产品的维修，再利用和再制造都遵循了最大限度延长产品使用寿命的流程。”刘芳强调，惠普70%用于维修的零配件是再制造产品。

惠普产品的维修流程

惠普的循环经济概念

刘芳透露，近期又有一家知名企业与惠普签订了回收协议，“他用我们的耗材、打印机，用完后我们收回来，交给我们指定的处理商。一方面延长了产品本身的使用寿命，另一方面由于我们提供耗材，所以耗材的包装也会被妥善回收，减少了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对于客户企业而言，办公设备能源消耗上的很大一部分环保责任被惠普接了过去。

“我觉得这是一件善事”

2017年，惠普获得南方周末颁发的“世界500强年度最佳责任企业”奖项，在企业社会责任榜单上，惠普是IT企业的第一名。这条获奖信息很快被惠普发到了Twitter上。

刘芳手上是南方周末“年度最佳责任企业”的奖杯

刘芳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在做一件很好的事。“通过你的活动、你的影响、你做的事，你真的推动了环保向前走，提高了大家的环保意识——哪些东西不能乱丢、哪些事不能做……我觉得这是一件善事。”刘芳略激动的情绪突然低落下来，“因为雾霾实在太让人困扰了，我的孩子在这里成长，我真的希望他将来能看到更多蓝天。”

刘芳有两个孩子，8岁的女儿和5岁半的儿子。

她会教导他们一些新鲜的环保知识，譬如纽扣电池一定不能乱丢，它对环境的影响远超一颗五号电池；越便宜的电池对环境越危险，“我只要看见就全收着，不让孩子乱丢。”

小区的其他孩子也是受益者，因为刘芳会受家长邀请为他们分享安全和环保话题，她用孩子的眼光去看环保这件事，为他们制作环保课件。她总说一个人可以影响七个人，然后建议他们再去影响身边的七个人，受益人数会呈现几何倍数的增长。

“我很愿意去分享环保、可持续的想法，这变成了日常的一件事。看到人家不系安全带，我就受不了，无论是否认识我都会开口相劝。”刘芳自嘲，“就像强迫症一样。”

这种善良的心态和自觉的公德心，孩子们耳濡目染。女儿的班级在公交车站等车时，她是主动扶起所有倒地单车的那个孩子，却又没当回事。如果不是老师提起，刘芳并不会知晓这件事。

出于职业习惯，她购买任何电子电器产品都会下意识地去看能效标识，选择节能产品。

可持续发展不是唯能耗论，环保未必代表省钱。在惠普内部，企业社会责任只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其中一个部分。刘芳没想过以后会怎样，但“相比现在，我认为可以做得再好一些。”

在一次采访最后，记者喝完杯中最后一口咖啡，准备离开。刘芳很自然地把两袋未开封的砂糖收好，关灯走出惠普会议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