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靠什么消除贫困？

2012年8月22日，塞拉利昂弗里敦，贫民窟的一名儿童站在瓢泼大雨中。（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8月24日《南方周末》）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很大程度上来自技术的变革，技术的变革要求人们必须要有一些才干和表现，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不可能享受到其带来的福利。

现在有一些新的行业，我们希望在这些新的行业里找到工作，那就需要有新的本领，因为很多人没有这个本领，于是就会带来不平等的现象。”

“首先我们要知道贫困不是一种行为，有些人贫困并不是因为他懒惰，也并不因为他自己无为，大部分的贫困是来自结构性的原因。”布里斯托大学David Gordon教授在发言前，首先对英国在过去造成了很多殖民国家而道歉。他演讲的主题是，能否在2030年之前消除全球儿童赤贫现象以及减半多维贫困儿童数量。多维贫困是一个综合性指标，用以反映个体、家庭在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等不同维度上的贫困程度。

2017年8月19日，在广州举行的“发展与贫困：中国和世界经验”国际会议上，围绕贫困，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对全球化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治理进行论述，既包含发展中国家不同的道路探索，也有对发达国家贫困状况的分析，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对全球化甚至国际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

讨论结构性原因是其中一个重要着眼点，对中国发展道路的阐释贯穿始终。

全球化加剧了不平等

自20世纪80、90年代，全球化逐渐引起世界各国重视以来，经济全球化便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但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郑永年教授认为，总体来看，在长达数十年的全球化过程中，“社会上大部分人没有得到他们应当享有的财富，他们也得到了财富，也是在增加，但是资本是大头，劳动是很小的一部分，有些社会群体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

北京亚太交流与合作基金会副主席Mehri Madarshahi教授引用墨西哥的案例来说明贫穷地方的个体在全球化贸易中的遭遇：“小型的玉米种植的农民1990年的收入减少了一半，但是大型的玉米种植商就可以赚得盆满钵满”。

不只是发展中国家，在发达国家，也有许多人将社会产生的不平等现象归结为全球化。郑永年做了一个对比，上世纪90年代，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学费是1万美元，当时熟练的制造业工人的年工资为3万到4万，但现在学费涨到5万的情况下，制造业熟练工人的年工资则为6万到7万，变化颇大。马里兰大学Douglas Besharov教授提供了一个数据，当西方劳动阶层面对东方国家劳动者的直接竞争后，工厂工人的收入比之前降低了40%。

全球化竞争不仅造成了国家之间进出口贸易的变化，还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郑永年将这种影响归纳为“社会差异、社会分化、中产阶级的困境”，而这些又进一步成为世界上民粹主义崛起的经济根源。表现为经济民族主义、泛全球化、贸易保护主义等，给今天的国际关系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Hans d'Orville教授进一步指出，收入差距可能引起国家内部的不和平，导致不满情绪，甚至冲突。

但如果把矛头都指向全球化，也难免有失偏颇。北京大学教授林毅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