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格纳季耶夫:从“战地记者”到“新人”政治家
伊格纳季耶夫对政治的思考,对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重大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因为他从政失败而失去意义。
责任编辑:刘小磊
(本文首发于2017年6月15日《南方周末》)
伊格纳季耶夫对政治的思考,对我们这个时代很多重大问题的探讨,并没有因为他从政失败而失去意义。在民粹主义再度沉渣泛起的年代里,他的思索会给我们很多启迪。他不可能提供包治百病的药方,但是会刺激我们思考那些跟我们的日常有关的真问题。
牛津重逢
2014年3月笔者去牛津大学沃尔夫森学院参加关于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研讨会。来自欧美的专家在为期两天半的研讨会上,集中讨论了伯林跟启蒙运动的关系。有意思的是,在这个伯林创建,也担任过首任院长的学院里,与会学者大多对伯林关于启蒙的研究颇有意见,炮火之猛烈让我这个也研究点儿伯林的外来者很是吃惊:如果搞不清状况,你会觉得被讨论的这位哲学家是否还有被讨论的价值。
记得第二天上午会议开始后一个多小时后才赶到会场,因不想在别人发言时闯进去打扰,于是就上了二楼,站在过道上听。没多久,突然发现一个高个子走了过来,打开门正要进去。定睛一看,眼前的不正是伯林传记的作者伊格纳季耶夫吗?的确是2012年夏天在首尔参加伯林研讨会时见过的那个人,于是就打了个招呼。简短的寒暄后,他进去了,我也就尾随而进,坐在二楼座位上继续听。这天伊格纳季耶夫有主题发言,是反驳时任牛津Chichele社会政治理论教授沃尔德隆对伯林的严厉批判。沃尔德隆主要批评伯林忘记了立宪启蒙主义的重要性,具体内容笔者有专文详述(见《思想》第26期),在此就不赘述了。
当时印象很深的是,这位伯林晚辈中唯一曾在政坛居高位,跟加拿大总理宝座擦肩而过的学者(编者注:伊格纳季耶夫2009年担任加拿大自由党领袖,2010年曾率领该党代表团访华)真是能言善辩,对当今法哲学重镇沃尔德隆反驳起来毫不客气,似乎成了场内为伯林辩护的最强音。遗憾的是那天他参加完会议就离开了,没有机会请教。
迟到的阅读
一晃三年过去,因缘凑泊,这次有机会集中阅读他的几本被译成中文的著作,读完惊讶地发现对他的印象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以前只是仔细地读过他的那本伯林传记——那是本难得的关于哲学家的传记佳作,其他的除了访谈外基本上没有读过。这次通读《血缘与归属》、《火与烬》和《战士的荣耀》后,有许多新的发现,尤其对他深入兵荒马乱的纷争之地,了解后冷战时期民族主义真相的努力肃然起敬:这是位典型的行动型知识人。
这三本书各有特色,组成一个很有意思的三部曲。《血缘与归属》谈新民族主义,《火与烬》是对他从政经历的总结,而《战士的荣耀》则是谈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若干当今世界重要问题的一部评论集。合在一起,正好反映了伊格纳季耶夫这些年来的人生轨迹和他最关心的问题。我想先来谈一下给我很大震撼的《血缘与归属》。
在此书中作者写了他的六次关于新民族主义的旅程,从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开始,中经德国、乌克兰、魁北克、库尔德斯坦,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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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小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