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乡的理由

兴华小学的校舍，很多留守儿童都已经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周末也常待在宿舍里，与其他孩子相伴。

十几年里，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双堰村农民李林卓辗转于沿海城市，在生计驱使下换了很多工厂，做过鞋子、玩具、雨伞和渔网。4个孩子在遥远的贵州山里静悄悄地长大了，当他决定回老家照顾他们时，最大的孩子已经十多岁，最小的也到了学说话的年纪。

他是家里唯一的劳动力，对谋生这件事得格外谨慎。不过，在离家不远的七星关区高效农业示范园逛了一圈之后，他就不想回广东打工了。“只要当地有做的，不得哪个愿意背井离乡嘛”，他说。村子里像他这样逛完家门口的园区而决定回家的农民不在少数。

工厂，好多的工厂，人人都聪明肯干——1992年罗安友从毕节市黔西县中建乡红板村到浙江打工，当地的富庶曾令他羡慕不已。这样的对比突然使他明白“穷”为何物，“那里最穷的地方都比我们这好”。闯荡数年后，他决定回乡搞山羊养殖，也向其他村民传授技术。

他们为什么回到家乡？除了照顾子女，答案还有：一个更好的家乡，一个能容纳更多发展机会的故园。

机会匮乏与贫穷像是一对双生子，而贫穷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他们的家乡毕节已经与贫穷战斗了近30年。1988年，经国务院批准建立毕节试验区，它现在仍是中国唯一一个以扶贫开发为重点的试验区。

从1988年到2015年成立28年的时间，毕节累计减少了562万扶贫人口。贫困发生率从1988年的65.4%降到2015年末的17.9%——这个指标说明毕节的贫困广度明显缩小。然而，到2015年末，毕节还有125.9万农村贫困人口，按毕节市委市政府提出的目标，2018年要全部脱贫。

这是一场异常艰难的战斗。

“又一个春天”

春末夏初的时节，毕节农村的山间却仍有浸透衣衫的凉意。群山连绵，云遮雾罩，随处是兀立的喀斯特石壁，茂盛的草木左支右绌地长于其间。盘山路像不知疲倦的蛇，蜿蜒着爬上海拔2000多米的高山。

然而，眼前这充满诗意的风景，对当地农民而言却是先天的农耕劣势：土地破碎、土壤贫瘠、湿冷多雾、山路难行。玉米、小麦和土豆，成为窄瘦的土地里，人们知道的为数不多的作物。长久以来，毕节一直是中国西部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

“我们做了那么多年的扶贫开发，从‘八七扶贫攻坚’到后来的‘新阶段扶贫开发’，能脱贫的基本上都已经脱贫了，现在就是要解决我们的深山区、石山区、老少边穷地区的脱贫致富问题”，做了15年扶贫工作的毕节市大方县扶贫办主任胡珺说。

从2014年开始，一年多的时间里，毕节各级干部都致力于一件事：对贫困户进行精准识别。从人均收入来判断是否贫困，远远不能细致地勾勒毕节农村的贫困面貌。

“很多农户对自己收入的描述是很抽象的，同样在一个地方务工，一个人说自己每天的收入60元，另外自己每天收入80元——实际他们可能都一样，但按照2013年的标准，农民人均收入在2736元以下的就是贫困人口，前者是贫困户，后者就不是”，毕节市扶贫办主任刘敬东道出了传统贫困识别的难题所在。

现在，毕节的干部们都会背一句识别贫困户的顺口溜：“一看房、二看粮、三看有没有读书郎、四看劳动力强不强。”刘敬东介绍，这里面其实包括了他们详细拟定的18项具体指标，包括是否有安全的住房、人均住房面积多少，是否有安全的饮水和用电，家里各种作物和牲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