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南农村的中产阶级

（第五天 屏东 晴）

昨晚从排湾族聚居地返回后，我就睡在L先生家里。今天早上参观L先生自己的养猪场。他养了那么多猪，却只有包括他本人在内的三个人管理，养猪场已经全部自动化。黑色的猪个个壮实无比。特别令人称奇的是，2000头猪集中于此，却并没有什么臭味扑鼻而来。L先生解释说，这是因为他的一位好友临终前告诉他一个中草药秘方，猪吃了后就不会有什么臭味了。

上午，L先生继续带我参观他们村的几户人家。先是去农会理事G先生家，那里还有几位农民等着我们。

他们告诉我，台湾的养猪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可惜他们到大陆却大多亏本而归。我对此颇感吃惊，再三问他们情况是不是这样。他们说，台湾的中小企业在大陆投资办厂的，成功者只有十分之一二，等待机会的十分之三，其余都属于失败者。原因是多方面的，例如信息不灵通、不会处理与当地政府的关系。除了生产环节与管理技术方面，台湾人比较内行；在销售、流通、经营等环节，在大陆经营养猪业的台胞并没有优势。我追问，既然如此，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要到大陆去作投资呢？他们说，这是台南人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冒险性格。

如果情况真是这样，这中间的深层原因实在值得我们反思。造成这种情况可能有多种原因，一是台湾中小企业的技术含量并不高，容易被仿效，而当地企业却有诸多优势，如当地人脉关系、社会资源网，等等，一旦学到了技术就成为有力的竞争对手。这种情况，在台湾学习日本时也出现过。二是我们大陆的法制不健全，某些地方官员先是千方百计让你投资，一旦你开始赚钱，就用各种方法巧取豪夺，使你进退两难，投诉无门。本地的农民说，他们中有好多人血本无归。如果大陆的法制能真正健全起来，两岸真正在经济上不可分离，使台湾南方农民真正尝到与大陆合作的好处，那对于两岸统一实在是件大好事。

下午2点去访问水果专业户曾先生。曾家是典型的从传统农户转型发家致富者。他们三代以前很穷，他父亲当学徒，8个月后就自立，正好农业发展，农民们需要小家具，他就制造小家具发了点财，然后又购入土地种植水果。后来，几个子女陆续读了大学，其中还有两个MBA，他们已经购买奔驰轿车使用。出门后，我由曾先生的女儿曾教授陪着，去附近的宗族祠堂看了看，深感台湾对中国传统家族制度的保留之完整是大陆难以想象的。朱姓是该村的小姓，后来发达了，族里各家出资建造了大祠堂，成为该姓凝聚的中心。

南部台湾如何从小农社会发展起来的？今天访问的两户人家具体地告诉我有关情况。台湾大多数中小企业是小农艰苦创业的结果。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子女耳濡目染，使家风得以流传下来。他们都十分谨慎小心，从小就不乱用钱，做任何事都精打细算。
我从上午参观的螺丝厂老板李先生的儿子身上看到这一点。大学毕业后，他回家帮助父亲扩展家业。他们家生产的螺丝远销世界各地，而以日本、加拿大居多，所接的定单，多得来不及完成。他们的螺丝技术含量很高，用了30来个工人，厂房虽不大，却是全新的，机器全部自动化，效率极高。这使我想起了我们大陆一些速成的暴发户企业主，由于是钱权交易而大发其财，来得容易挥霍得也厉害。他们的第二代有的已经长大成人，但从自己的先辈身上学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因此腐败堕落更严重。这样的对比实在是令人忧心。

去火车站的路上我问曾教授，台湾民主化实现以后，对于社会有什么积极与消极的影响。

曾教授说得很简洁：民主化以前，台南的官僚作风很重；民主化以后，政府对老百姓的态度好多了。去政府办事，公务员会很热情地沏茶倒水，做事也不敢拖拉。一有告诉（即投诉），都会很快处理。当官的为了争取本地老百姓的支持，可以说在待人接物、满足人民的需要方面，尽了很大的力。但民主化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那就是政客在竞争中无所不用其极，中伤、拉拢，电视上造势，什么都使了出来，弄得社会沸沸扬扬。精力也大都放在如何对付竞争对手方面，真正的经济发展往往考虑不到。不过，过了竞选期，情况就会恢复到相对正常状态。

（本专栏4月11日文章小标题“里面还有年轻的”系编者所拟，非原文所有。特此说明，并向作者表示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