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组织为何集体缺席“精准扶贫”？

从制度层面支持公益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是在多元化社会构建和谐社会关系的重要内容。（视觉中国/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3月30日《南方周末》，原标题为《“精准扶贫”实践中： 为何公益组织集体性缺位》）

制度性资源供给不足，不仅影响了社会资源参与扶贫的力度，也影响了由于在“最后一公里”之内缺乏有效的专业组织和人力资源导致的扶贫资源使用效果。

政府在制定公共预算时应该考虑公益组织的发展需求，特别是在民生领域的公共投入需考虑给公益部门留一定参与空间。

中国公益组织在精准扶贫中集体性缺位，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其系统性参与这一重要社会行动的能力不足。

本届政府在2013年制定了到2020年消除贫困的目标，这是自政府推动扶贫工作几十年来决心最大、资金资源投入也是最大的扶贫行动，其力度前所未有。

在笔者看来，精准扶贫的关键不仅要明确谁是贫困人口，更主要的在于投入的扶贫资源在“最后一公里”之内如何能转变成贫困人口可持续的脱贫资源。因此，在解决扶贫“最后一公里”问题时，需要专业性组织和人力资源与贫困人口一起创新。

中国公益组织一直都把扶贫救助作为其主要工作内容，也在这一公里之内积累了丰富经验。但是，尽管中央政府反复号召鼓励公益组织参与精准扶贫，与汶川大地震及其他灾害出现时公益组织集体性介入不同，在当前大规模的精准扶贫实践中却很难见到体量已经非常庞大的公益组织集体性和系统性地参与。

这是为什么？

公益组织在扶贫这一民生领域中的集体性缺位，一方面会加大政府组织资源供给的压力，即使政府部门在行政指令下可以投入大量的人力资源，但是精准扶贫“最后一公里”工作仍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社会工作，需要有长期的发展工作经验。政府各职能部门都有自己的业务工作，所派出的人员并非都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