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逆转中的中国角色 中德教授的对话
我们既不要仰视西方,但未来也不要俯视西方,而是要真正做到平视西方。
责任编辑:戴志勇 实习生 程雅云
(本文首发于2017年2月23日《南方周末》)
中国未来的发展不能仅仅停留在“特殊主义”和“例外主义”的角度而在世界一隅“孤独”地论述自己,中国走出国门,她的发展壮大需要相应的“中国地方性全球主义”的哲学理论。
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出现了我们自经济贸易全球化以来从未见到的一幕,中国领导人、知识精英在欧美各国穿梭访问的时候,都会劝导西方的政治家和知识精英,要对全球化这一历史进程充满信心。中国应当扛起全球经济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这面大旗。
我们的世界虽然出现了全球化的现象,但并没有发展出广泛的全球认同感,认同感或是“认异感”依然停留在民族国家的边界,“后民族国家”时代依然没有来临。
我们既不要仰视西方,但未来也不要俯视西方,而是要真正做到平视西方。
中国特别应该防范的是“特殊主义的诱惑”,特别是将自身的文化看成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文化“特异体质”“特异禀赋”甚至是特殊文化基因,这实际上排除了我们与世界对话的可能性。
已经到来的2017年,世界充斥着空前的不确定感及未知感,甚至被一些西方舆论称为二战以来“最变幻莫测”的一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郁建兴教授于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访问德国、法国期间,与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东亚研究所刘涛教授就全球化进程及其中国角色进行了多次对话,遂有了以下这些文字。
全球化进程中的特殊性和普遍性及其吊诡现象
郁建兴:我们当今生活的世界也许正处在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虽然我们生活在不同的大洲、不同的文化圈里,但我们能共同体会到的一点就是一种蔓延全世界的焦虑感和未知感,世界各地都在担忧着全球化的全景如何、世界在向何方向发展和演进,一切都处在重新的演化组合中。
刘涛:您的观察很精准,至少在欧洲和美国这两大世界传统权力中心,全球化都出现了阶段性逆向发展的趋势,而中国国内也出现了针对全球化的不同声音。事实上,源自欧美的全球化,虽然源于西方利益的全球扩张所产生的“世界市场”逻辑,但全球化早已超越于世界经济系统和世界市场这一单一领域,实现了全世界共有的一种世界性观察维度和想象空间。
郁建兴:您提到的全球化的这一特性我们可以称其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性扩张逻辑”,即世界各国实现了一种按照相同准则和相同制度原则进行交易、沟通和组织的能力。而与“普遍性”相对应的则是“特殊性”,也就是每个市场、每个国家和地区独特的制度文化环境及特殊安排,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国家所拥有的与众不同、具有独特文化和制度的“国家天然禀赋”的那一部分。
从哲学命题上来看,最具吊诡意义的是,全球化实际上体现了两种看似相反原则的结合,也就是“特殊主义的普遍化”和“普遍主义的特殊化”这两种相反原则同时存在的过程。西方文明实际上是居于世界一隅的一种特殊文明,但随着西方在全球扩张的过程,西方文化及其一些核心元素逐步转化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全球化”从无到有及其空间扩散的过程实际体现的是一种“西方特殊主义普遍化”的过程,不过这种普遍主义在全球推广和实践的过程又必须与各国的地方文化和区域文化相互协调、相互调节、相互组合,必须吸纳地方文化的合理成分和文化营养元素,这样又形成了“普遍主义特殊化”的过程。
刘涛: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确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而且的确在实现每时每刻的转化。“普遍的特殊化”实际上就是德国学者罗兰•罗伯森(Robertson)及其他西方学者共同提出的“全球在地化”观点,或者也被人类文化学者诠释为一种“全球的田野性”视野:一方面,我们越来越离不开一种全球主义思维和全球层面的普遍认知结构和认知范式,这使得人类共同的沟通有了相同的标准化语言和规范性标准;另一方面,全球主义一旦进入每一个民族国家的物理疆界里,各国各地又都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去认识全球化、改造全球化,使得全球化与各个区域的文化实现了相互融入、对接和契合。
这样,我们就同时观察到出现了“全球化”和“在地化”并行的独特现象。美国的麦当劳和星巴克扩展到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但在这一百多个国家里又按照自己的方式开创了一百多种不同的、经过地方经营模式改造的麦当劳和星巴克文化。
再比方说,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哈利•波特作为古典戏剧作品和现代魔幻小说,在全世界各地都耳熟能详,但世界上有两百个国家和地区,就有两百种不同的对莎士比亚和哈利•波特的翻译、理解和诠释。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二战以来美国文化逐步扩展到全球,转化成为世界文化的一部分,实质上也是一种您刚刚提到的“特殊主义普遍化”的过程。美国由20世纪初居于世界一隅的“美国例外论”逐步转化成为一种20世纪中的“美国世界主义论&rdq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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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小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