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学界伯乐傅璇琮先生

傅璇琮（1933-2016）1951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学者。曾担任中华书局总编辑，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秘书长、副组长等职。著有《唐代诗人丛考》、《唐代科举与文学》、《唐诗论学丛稿》等书。（南方周末资料图/图）

（本文首发于2017年1月5日《南方周末》，原题《何尝见明镜疲于屡照——追忆傅璇琮先生》）

傅先生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一直不遗余力地提携后辈学者，堪称学界的伯乐。古人诗云：“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傅先生岂止“不藏人善”，更是能发现、挖掘年轻人之“善”，并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说”其“善”，用其“善”。在文史学界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界，被傅先生发现、举荐而成名的中青年学者，不可胜数。傅先生虽然不是高校的专任教授，但得到傅先生恩泽沾溉者众多，私淑弟子遍及海内外。

傅璇琮先生去世后，我一直想写点缅怀的文字，却总觉难于措手。因为和先生直接接触的机会并不多，只在一些会议场合见过几次面，皆来去匆匆，所谈不多，我又没有记日记的习惯，因此对先生的记忆只是一些总体感觉和大致印象，所以迟迟不敢下笔。现在想来，这种感觉与印象同样弥足珍贵，它是经过时光淘洗之后镌刻在心中的印迹，永远无法抹去。

1984年我在中山大学硕士毕业，留在中山大学古文献所工作。由于我对建安七子有深厚兴趣，当时尚没有建安七子文集出版，就产生整理一本《建安七子集》的想法，于是突发奇想，给傅先生写了一信，谈自己的想法，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傅先生的一封短信。他很赞同这个想法，但又含蓄地说，中华书局已约了其他学者在做这项工作。我收到信，庆幸这个消息来得很及时，使我避免“撞车”。这是我第一次与傅先生的书信联系。现在想来，当时给傅先生写信确实非常冒昧，自己信息闭塞，孤陋寡闻，而且在文献整理方面的知识准备其实也很不足。傅先生那时研究与行政工作都相当忙碌，还专门给一位素昧平生、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回信。随着自己年龄与阅历的增加，每想起此事，愈加感悟傅先生对年轻人的特别爱护之情。

1998年10月，我参加了中国唐代文学第九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说来惭愧，我对唐代文学并没有特别的研究，当时之所以参加会议，主要出于一个不那么学术的“功利目的”，便是借会议之便去贵州探访花溪、苗寨与黄果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