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和司法：谁干涉了谁
第三次庭审是2007年的7月6日，彭宇开始觉得自己“一个人搞不过他们”，所以请来了媒体。事件就此急转直下。
彭宇找到“西祠胡同·南京零距离”的版主周桂华，对他讲述了自己“好心救人反被诬陷”的故事。媒体出身的周桂华出于职业敏感觉得这个选题很有典型性。
于是在彭宇案第三次庭审前，南京十多家平面媒体和几家电视台的相关记者、编导收到了周桂华的短信报料。
一位在鼓楼区法院的宣传工作人员回忆，彭宇案的前两次庭审并没有引发什么媒体关注，转折点是第三次开庭。那天他写了关于彭宇案的通稿准备发，但一下来了十多家媒体，而且报道角度几乎都站在彭宇的角度，质疑判决。
同时，彭宇请来了陈二春作为救兵。陈二春在出庭作证陈述时，因受到徐寿兰说“在场的不是这个人，他在撒谎”的刺激，出来后有媒体记者问：“以后遇到这种事还会去做好事吗？”他感慨：“如果这种事情再持续下去，我要想一想。”
陈二春感染了媒体和受众。“扶人却被判撞人赔钱 南京小伙好心没好报”、“男子搀扶摔倒老太反成被告判赔4万”之类的报道相继刊发。指向明显：彭宇没有撞倒老太太，而只是把她搀起来了。
2007年9月3日，南京鼓楼区人民法院就此案作出一审判决，推理认定徐寿兰系被告彭宇相撞受伤，酌定彭宇补偿徐老太损失的40%较为适宜，彭宇需给付45876.36元。
这份判决书很快在互联网上流传起来。其中一段对彭宇与老太太是否相撞的陈述理由被指责“用所谓常理取代法律条文判案”。“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
民事诉讼法学者孙邦清从法理上纠正了网民排斥“适用常理”的观点，但就判决书而言他也不得不质疑：“怎么可以运用对人的恶意揣测作为日常经验呢？说得上纲上线一点，这是违背我们提倡的社会主义道德的。”
西祠胡同上的网友“宋公明”看这个判决书觉得“太离谱了”。“我们说日常经验的适用必须是双方面的。要是只从受害人出发，那就是法官的屁股没坐对。”
随后，《史上最弱智判决将把人性引向恶》等言辞激烈的评论相继在网络出现，激烈的道德审判，在众网友的应和声中将“彭宇案”推向高潮。
对判决结果的不满转为对徐老太太一家的话语暴力。9月6日徐家的电话、地址以及潘辉的手机和工作单位就被公布在网上。
对 立
于是，彭宇案中出现了一场饶有意味的对立：司法指责媒体渲染司法不公，媒体则暗示和质疑判决中的疑点。
南京法院系统认为：一些媒体为了炒作卖点和提高收视率，置社会责任、宣传纪律和职业道德于不顾，未对该案作全面、客观和真实的报道，擅自发布彭宇见义勇为受冤枉的不实报道和倾向性报道，严重误导了社会公众，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和司法权威，挑战法律的应有尊严。
法院方面表示：由于媒体带有倾向性的报道，媒体和网民的态度一边倒，几乎都认为被告彭宇是见义勇为，彭宇做好事反而被人咬一口，法院判决冤枉了彭宇。很多不明真相的网友用激烈的言辞抨击和质疑法院审判不公，辱骂和威胁法官，并煽动网民为彭宇捐款以示支持。
法院列出了部分媒体的三大“罪状”：使很多人产生了“好人不能做、做好事要赔钱”的错误认识，引发了人们的道德危机感，影响了和谐社会的创建；使社会公众误认为司法不公，严重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和公信力，影响了中国的法治进程；一些网民将我院部分电话、原告家庭住址及电话在网上公布，使法院正常的办公秩序被严重干扰。
而南京一位报道该案的记者则站在媒体角度阐述了他的疑问：宣判时法官上来的第一句话：我们的判决是经过本院合议庭会议合议的结果，这种简单的案件一般是不会合议的，我就震住了。
该记者透露：宣判完，法院研究室主任跟我们讲，大家只要报一个判决结果，不要对判决书的内容作质疑。南京几乎所有媒体都到场了，记者们都明白这是话里有话。而且宣判离上次开庭等了两个月，一般判决绝不会等那么长时间的。整个过程都让我们不得不怀疑。
在一些记者看来，判决没有厘清此间的诸多疑点。“你说，作为一个机密材料的笔录，怎么会丢了呢？同样，怎么能让外人拍呢？如果撇去一些确有倾向性的标题不谈，媒体只是将这些疑点暴露出来。”
反 思
知名法学家张卫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原则上，不是亲理案件的法官，就没有资格认定案件的判决。现在网上对这个案子议论和细节分析的言论很多，当它已经成为政治案件或社会事件后，许多人愿意参与是因为可以从这个案子上各取所需。“例如像我这样的法律专家，正好可以宣传诉讼的原理原则。更多的人是一种心理发泄，对这个道德环境低下的社会持一种悲观、失望的态度，又刚好有这样一个事件印证了他们一贯以来的想法。”“我们不能说这样炒作好不好，因为它确有心理市场的需求，人们就是对人际关系不信任，对法官不信任，司法没权威。这个案子主审法官承担的社会压力之大，是西方法官所不能理解的。由于我们本身司法体制的问题，在这样的社会事件中弄清真相几乎是不可能的，法院判决肯定会受到影响。”张卫平说。
王浩本人则表示要更多反思自身的问题：跟媒体打交道可能欠缺经验。以后写文书中也会注意这方面的经验教训。
他并没有想到会有今天的结果，“我们接受媒体和社会监督，依靠专业判断，尽量查明事实本相，不因为其涉及到一些做好事之类的公众情绪去刻意迎合。”
彭宇案承载了太多它不应该承载也承载不动的意义。一位法院干部说，“如果彭宇胜诉了，是不是全国人民都做好事了？”
“司法是远离媒体还是接近媒体，这是一个课题。”南京中院的一位负责人说。
但彭宇案给世人留下的思考，却没有司法与媒体的关系那么简单。
陈二春说：“本来很简单的一个案例，我觉得变得一点都不简单，相当复杂。”
他回忆起自己二十多年前，曾经也在新街口救助一个小伙子送到鼓楼医院。抢救两个小时后，那个小伙子醒过来，让陈二春通知他姊妹母亲都过来了，然后陈二春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就走了。“ 3个月之后，我工厂里的车间主任找我，把我一抱，说过来有点事。到办公室，那个小青年给我递烟连说谢谢。几个月后，小青年出差重庆回来还给我带来了涪陵榨菜。”
（责任编辑 李梁 实习生 李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