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政策接力，破解历史遗留问题代课教师的归途

学校上学、回家务农，是很多山村代课教师的生活状态。（视觉中国/图）

“代课教师”是南方周末持续关注了11年的群体之一。到2016年，这个底层群体“多年未解的补偿和养老问题终于盼到头了”。

干着完全相同的工作，代课教师的薪水却不及公办教师的三分之一，至于社保，则更是无从谈起。即便如此，代课教师的身影遍布中国乡村，他们在最基层保障着一代又一代农村儿童接受教育的权利。

今年51岁的何子林，在三十年前加入了民办教师和代课老师的行列。1986年，21岁的他结束了打工生涯，在云南大理州云龙县贫瘠的山村里站上三尺讲台。直到2004年被清退，十八载光阴，村里的两代人都是何子林的学生。

在何子林成为代课教师的同时，1980年代“民转公”的大幕已经拉开，不少民办教师通过考试等方式，获得了“正式”的教师身份。然而遗憾的是，目睹着身边不少同事纷纷“转正”，何子林却无法为自己争取到一个正式的编制。2004年8月，何子林在全国清退民办教师的大潮中未能幸免，拿着县教育及下发的10500元一次性补偿款被迫离开讲台。

在全国，与何子林有着相似命运的民办教师曾一度有约400万，如何安置这些被清退的前民办教师成了新的问题。2016年7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发布《关于开展落实中小学教师待遇政策自查工作的通知》，将“妥善解决原民办课教师问题”置于首位。

三十年间，经历了数次政策变换，何子林的身份也发生着转变。他曾在离开讲台后当选村委会主任，也曾有机会重回教师队伍，却最终三度在代课教师招考中失利。命运曲折，何子林说，自己如今最留恋的依旧是那方三尺讲台。

从教之始：身为代课教师的一丝不安

云龙县，地处云南省西部澜沧江纵谷区，崇山、盘山和清水朗三座山脉从西到东依次排列，构成了其独特的山地地形。从漕涧镇出发，沿山路盘旋而上行驶约20公里进入鹿山村，车在半山腰处停下，只见一间规模不大的养殖场。

10月末的大山里，云雾缭绕寒气逼人，何子林穿着一件薄外套迎了出来。

何子林说，“一个地区的发展，还是要靠教育。如果有机会，我希望还能再回到讲台给学生们上课。”这是何子林在采访中数度提起的话。

1982年，何子林18岁。从云龙县第二中学毕业，因家境贫寒，他放弃参加高考，独自到县里的矿上打工。

1986年3月的一天，时任漕涧镇校办主任何学文突然找到何子林，希望他能到村里代课教书。当时，全国各地正在抓紧推进普及小学6年制义务教育的工作，2.2平方公里的鹿山村共开设15个“一师一校”的小学校点，教师资源亟待补充。但因鹿山村地处偏远，距离漕涧镇足有24公里，平均海拔逾1800米，步行往返一次大约需要8个小时，泥泞的山路阻隔了多数老师代课的步伐。

与此同时，国家层面也已开始酝酿整顿教师队伍的工作，要求各地逐年减少民办教师的数量。何学文对何子林说，他可以以顶编民师的身份回去代课，每月领取县里下发的50.5元补助（注：当时云龙县一般民办老师每月补助为27.5元）。

一想到寨子里的娃娃们没人教，何子林心软了。此后，他先后在李回山和白草坡校点任教，带过24－40人不等的二级复式班。山路难行，代课的头两年里，为了节省往返时间，何子林住在没有电灯的校舍里；农忙时分，为两头兼顾，只能课后匆忙往家里赶，第二天一早赶在学生们到校前再回到学校。

每每雨季，只有油毛毡盖顶的校点课堂饱受雨水侵袭，“屋外大雨，屋内小雨”是家常便饭。看不过去的何子林跑到教办反映申请下一笔钱，自己当老师又当泥水匠，和几个工人一起把新校舍修起来了。

即便是退下来的这些年，何子林也记挂着山里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