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建国前夕毛泽东关于多党合作制的构想

1949年9月19日，毛泽东邀请部分国民党起义将领和民主人士同游天坛。前排右二李明扬、右三程潜、右五张元济、右六陈明仁；后排右三李明灏、右四程星龄

老报人杨奇的新著《风雨同舟》，记述了1948-1949年间中共地下组织护送旅港民主群英秘密北上参加政协的事迹，是当今关于这一段历史的最为翔实的记录。

此书最引起我注意的，是关于1948年中共在“五一口号”中倡议建立“民主联合政府”，随后留港民主人士对此热情呼应一事。

杨著称：“李济深等12人代表民主党派在1948年5月5日发给毛泽东响应电报，由于辗转传递，到7月底才送到西柏坡。1948年8月1日，毛泽东亲自写了复电。”而复电并无进一步的实质内容，只是要民主党派继续讨论时机、地点、召集人、参加范围等问题。而所谓时机地点，皆取决于战争进展，又岂是这些民主党派所能讨论的呢？

那么，在西柏坡与香港电报往还之际，毛泽东对联合政府的真正想法是什么呢？

斯大林在观察毛泽东,毛泽东也在观察斯大林
其实这时，毛泽东就联合政府问题的真正商讨对象并不是香港的民主党派，而是在莫斯科的斯大林。他正急于亲赴苏联面见斯大林，首要的问题就是请示如何处理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这时中共与斯大林之间，正就这一问题相互观察，调整步骤，寻求共识。

组织“联合政府”，原是1944年中共提出的政治口号，一直以来就是中共争取民众的强有力口号，它使中共在舆论攻势上一直处于主动地位。但到了1947、1948年，这一口号的内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它是随着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国际上美苏两大阵营的力量对比的变化而变化的。

在1944年，这是一个向蒋要求“分权”的政纲，核心是废除国民党的一党专制，组成在国、共平等合作基础上的多党制政府；而据毛泽东此时对战后的国际格局的预计是美苏走向联合，因此，中国在国际上应是一个与苏美两大国等距离相交的国家。而到了1948年，中共已明显取得军事优势，“组成民主联合政府”已不复是“分权”的政纲，而是一个“全面夺权”的政纲了。那么，不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联合政府又将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呢？中共与其他民主党派如何分权？而此时已是冷战初期，在国际上是实行与美、苏等距离外交，还是“一边倒”？在这些大问题上，斯大林在观察毛泽东，毛泽东也在观察斯大林。

正如毛泽东后来曾说过的，斯大林是到了中国派出志愿军到朝鲜才真正信任中共的。也就是说，很久以来，斯大林认为毛泽东在国内有“农民立场”的倾向，而国际主义立场是可疑的。

而对毛泽东这时的政治姿态有决定性影响的是“东欧因素”。以美国推出“马歇尔计划”和苏联组织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为标志，美、苏两国为争取和控制东欧国家的斗争进入白热化阶段。东欧各国参加“联合政府”的一些民主党派，掀起了一股为了争取美援而脱离苏联的政治行动，为此，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等国共产党自1947年3月开始，分别采取了一系列行动，限制了亲西方的党派活动，清洗和逮捕了一大批亲西方政客，改组政府。到1948年初，东欧国家基本结束了战后初期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组成联合政府的局面。由于处于这样一个国际和党际的环境中，为了争取斯大林信任，毛泽东在就“联合政府”问题向斯大林请教时，便采取了一种更“左”、更加“国际主义化”的口径，与其公开的口号和一贯立场都有极不协调的地方。

据解密的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文件，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致斯大林的电报称：“在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时，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一切政党，除中国共产党外，都应退出政治舞台，这将大大加强中国革命。”也就是说，在国家体制上，中共要采取与苏联等东方集团一致的政策。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斯大林就此问题的复电一直拖到1948年4月20日，他指出：“我们对此不能同意。我们认为，中国的各种反对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的中间阶层，它是反对国民党集团的，它们将长期存在下去，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保留领导权即领导地位的情况下，需要把它们争取过来与之合作。也许将来势必要把这些政党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吸收到中国人民民主政府中去，而政府本身则宣布为联合政府。”最后还补充一句：“告诉您，在南斯拉夫，除共产党外，还有加入人民阵线的其他一些政党。”我认为，正因为有了这一复电，中共才启动了邀请和护送民主人士北上筹组政协的行动。

但联合政府如何联合？权力如何分配？毛泽东还想向斯大林当面请教。故毛泽东在收到斯大林电报的6天后，即4月26日，致电要求亲自前往苏联请教斯大林，并考察东欧国家的人民阵线工作，所要请教的问题中居于首位的，就是“关于与民主党派及民主人士关系和召开政协会议问题”。然而，这一次的赴苏要求被斯大林婉拒了。（以上函电资料引自A·列多夫斯基作、彭卓吾译：《米高扬赴华的秘密使命》一文。文章收入东方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斯大林、赫鲁晓夫交往录》）

正在毛泽东迫切要求就联合政府问题赴苏请教的时候，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在6月作出了正式开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决定。其中最大罪状就是“南共领导者降低共产党的作用”，“使党溶化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中”，“包含一种使南斯拉夫人民共和国蜕化的危险”。而此前的一个多月，斯大林告诉毛泽东，南斯拉夫并不是一党制。所以，毛泽东对于联合政府具体组成形式就更加谨慎，更要摸清斯大林对多党合作的真正态度。于是在7月4日，再次提出赴苏联请教的要求。但再次遭婉拒。

“东欧因素”对中国的影响苏方的态度与斯大林的双重标准
直到1949年初米高扬秘密来华，与毛泽东等中共高层领导人进行了八天会谈，通过两党面对面沟通，苏方明确表达了力促中共尽量快些成立新政府的态度；中共亦在此时明确,联合政府将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为骨干，对民主党派，准备继续团结他们，照顾他们，给他们在政府部门的各个岗位上留下一定的位置。那么，如何才能保障共产党的主导地位，避免东欧一度出现过的“资产阶级叛变”呢？那就是实行议行合一的“民主集中制”，不采用东欧初期的人民民主代议制，更不实行英美式的三权分立。在新政府中，由毛泽东任政府主席，周恩来任内阁总理也应是在这段时间定下的。在外交方针上，则明确了以苏联为中心的方针。可以说，只有到这时，中共高层对联合政府的对内对外的思路才真正明确。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在对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在中国与东欧采取双重标准呢？到1949年7月11日，由斯大林亲口对刘少奇说：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与东欧及德国的资产阶级不一样，那些国家的资产阶级在战争中与希特勒合作，自己污辱了自己；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则不同，他们在对日作战时没有投降日本，而且斯大林还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反美情绪。这就是中国可以组成联合政府的原因所在（据师哲口述《中苏关系见证录》，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毛泽东在联合政府问题上就真的如此前后矛盾？非也。我们不能单从他的公开宣言和某封函电去判别其真意。要在他的多变与不变之间、策略与理念之间作辩证分析。

毛泽东的变与不变
首先，他对政治制度的阶级性有深刻认识，这点他与斯大林的观点相同：在民主主义革命阶段，无产阶级作为领导阶级，可以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作为同路人一起革命；到了社会主义阶段，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无产阶级政权具有独占性，而决不与其他阶级分享。回溯到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初，曾一度宣布今后“政府由一个苏维埃政党转到另一个苏维埃政党手里，无须经过任何革命，只要通过苏维埃的决议，就可以实现”，这是早期的工人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多党制构想。到1922年季诺维也夫在苏联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宣布布尔什维克是“惟一合法的政党”，才真正完成从一个阶级专政到一党专政的必然逻辑。

可以说，毛泽东对农民阶级的评价历来高于斯大林，而对资产阶级的警惕，则同于斯大林。第一次国共合作与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毛泽东都保持着对“资产阶级叛变”的警惕。根据这一认识，毛泽东对自由资产阶级是采取从联合到斗争，再战而胜之的策略的。他在1947年10月27日写的一段话，最清晰地表明毛泽东对将来联合政府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真正态度，这是他在修改《中央关于反对刘航琛反动计划的指示》时写的：“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中解放出来，但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毛泽东文集》八卷本第四卷312页）这是一个先联合后抛弃的方针。

综上所述，作为一个大策略家，毛泽东关于联合政府有左中右三套语言：最左的是向斯大林说的，即1947年11月30日致斯大林电报中说的排除民主党派的“一党制”，这是为了向苏联明确立场用的。最右的是向公众说的，即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和1948年“五一节口号”中提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争取民主党派和群众支持用的。居中的是1947年10月27日的党内指示：对资产阶级先联合后抛弃的策略，这才是毛泽东的真正思想。实质上已预示了后来政府构成的演变：1954年开始政府副总理不安排民主人士，1957年在政府部长中减少民主人士，1975年政府部长完全没有民主人士。

都说毛泽东善变，其实，善变的是策略，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