姑妈的病

姑妈帮他们拿来碗，摆好，觉得不干净，把碗拿到热水那冲了一遍，重新摆好。还是不行，又找来一块布，把两只瓷碗擦干净，再摆好。来来回回，许多次。

每年回老家过年，我第一个看到的人总是姑妈。

姑妈一直在这个南方小城的国税局工作，福利好、面子广。小时候一个人坐火车回家，只有她能找到关系进站，站到火车旁接我。呜呜的汽笛声响起后，我总能在车窗外越来越清晰的站台上，看到姑妈穿的藏蓝色中山装和宽宽的脸庞。看到姑妈，就“回家”了。

今年也不例外，即便我早已过了需要人站在火车旁接站的年龄。推门入屋，姑妈就坐在客厅中的小板凳上，宽宽的脸庞还在，但却只剩下蜡黄色皮肤紧贴着骨骼。中山装也仍穿着，但我可以看出厚厚的衣服之下，姑妈已经很瘦了。

这是2016年的新年，距离我第一次听说姑妈患上抑郁症，已整整四年。

“不要怪我，我生病了”

这和我印象中任何时候的姑妈，都不太一样。

患病第一年——当时，没有人意识到她“生病”了——姑妈是聒噪的，她的嘴一直停不下来，最常用的词是“必须”“一定”。

那时，她刚从国税局退休，又被返聘回去管理一个小小的图书室。但她每天晚上到爷爷奶奶家吃饭，进门到离开，已一直处于亢奋状态。

渐渐的，事情开始朝不可控的方向发展。姑妈每天逼奶奶去上十几次厕所——即便她说了自己不想去——也总是把剩下五六天的饭菜给爷爷奶奶吃，甚至曾经用苹果和梨煮成一锅“糊糊”，要家里人“补身体”。

爷爷耳朵不好已经超过20年，奶奶脑萎缩也已经10年，两位老人没什么，其他的姑舅却受不了。最后，连保姆都因为抵御不了姑妈的“狂轰乱炸”提出辞职。

爷爷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