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谈新著：走出帝制之后
2015年10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新著《走出帝制》出版。本书由三束纪念“百年”的文章集结而成：2011年的辛亥百年、2014年的一战百年、2015年的新文化运动百年。
秦晖
2015年10月，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秦晖的新著《走出帝制》出版。本书由三束纪念“百年”的文章集结而成：2011年的辛亥百年、2014年的一战百年、2015年的新文化运动百年。百年后回望这一系列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秦晖有一个清晰的坐标系。坐标系的横轴是世界史，纵轴是中国古代史。诚如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我不相信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谁还可以把做一个高水平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当作目标，但我同时也相信，对人文学科中任何微观问题进行有水平的研究，都离不开宏观的视野……‘跨界’的研究常常可以开启思路，发现一些囿于‘饾饤之学’者所不能看到的奥秘。”
此书直面近年中国近现代史叙事中的“新见”和迷思：如果鸦片战争前清代经济产值是世界第一，政治是“父爱式的管理”，伦理道德全球独步，中国为什么会陷入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既然民国开启的是一个乱世，政治长期不上轨道，辛亥革命的意义何在？这场革命究竟是“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
民国有弊病，不等于“我大清很好”
南方周末：您在书中提到近年历史研究的一种现象：“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为什么?
秦晖：其实也不奇怪，认识的路径本来可能也是这样的。用马克思的说法就是，从宏观到微观再到宏观，或者说从抽象到具体再到抽象。原来的宏大叙事、解释体系，总会受到晚近发现事实的挑战。新的、局部的认识越来越多，整体上就对原来的叙事框架构成了一定的冲击。这时候人们就会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比如保守主义、“告别革命”。
但是这些东西离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体系距离还是很远的。比如说人们发现民国有很多弊病，很多人因此产生对革命的反感，但这种反感能否转换成“我大清很好”的论据，又另当别论。我们怎么能对这些观点进行理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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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编辑：ze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