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酒泉：二胎试验“卫星城”

二胎政策不仅没让酒泉的人口失控，包括性别比在内的各项指标反而更加均衡。“只要把握住大原则，留给人们的环境越宽松，抢生超生现象反而越少。”

“从计划生育单独设立机构到机构合并，正好30年。从酒泉实行二胎试点到全国全面放开二孩，差不多也是30年。就是那句老话，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1989年的冬春之交，酒泉地区行政公署计划生育处处长带着下辖7个县区市的计生局局长，乘火车来到兰州的甘肃省计生委请愿。同行的还有一辆从酒泉开来的吉普车，车里整齐地码放着三万多份“二胎合同”。

彼次兰州之行，目标只有一个：保住酒泉的二胎试点。

那时，除少数民族地区外，全国只有山西翼城、湖北恩施等数个地方可以享受农村普遍二胎政策，甘肃酒泉正是其中之一。

自从1984年开展二胎试验，酒泉的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一直低于甘肃和全国的平均水平，人口性别比例也不断优化，2000年后，男女比例基本保持在104到109。

在计生系统工作了三十多年的魏玉玺，亲眼见证了酒泉试点从无到有的点点滴滴，深知二胎政策意味着什么。他说，当与省里的计生政策发生冲突时，酒泉上上下下每一个人都想着，要把这块生育特区保留下来。

圈下二胎“试验田”

1981年，27岁的魏玉玺从教师岗位转入计生队伍时，“感觉脑袋都要炸了”。当时，酒泉地区卫生处一共才10人，其中计生办4人。

计生干部们苦不堪言。尤其是在大突击时期，地区卫生处全体出动，带着县里的人分小队下乡。

强力政策之下，酒泉的人口出生率确实被压了下来。1970年至198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平均每年23.88‰，酒泉为21.84‰；1981年至1984年，全国的出生率为20.80‰，酒泉只有13.55‰。

代价是干群冲突不断加剧。吵嚷谩骂是家常便饭，动手打架时有发生。有些地方，计生干部种下的粮食被人拔掉，家养的鸡鸭被人毒死。

直到1984年，一缕转机倏然而至。那年春天，中共中央批转了国家计生委党组《关于计划生育工作情况的汇报》，史称“7号文件”：“赞成‘开小口子，堵大口子’的意见……对一胎、二胎和多胎要全面考虑，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提出具体的要求，实行分类指导。”

对于7号文件，很多地方看过、学过就算完了，但酒泉抓住了：现在矛盾激化如此严重，我们是不是可以借着中央政策的东风开个“小口子”，哪怕缓解一下干群